改革开放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相对的有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参照”东亚模式”推进工业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治国理政叙事下，遵循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为政府奉行重商主义，主动创造市场，将国家能力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作为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中国破解了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密码，充分释放了后发优势。

具体路径上，80年代初，农村改革率先获得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培育了企业家、供应链、物流网络和市场需求，90年代初轻工业随之崛起。世纪之交，随着房地产市场化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内外部市场需求推动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扩张。增长带来更多增长，扩张引出更大扩张，重工业进一步反哺轻工业和农业，以重化工业为基础，中国一步步建立起全要素、全链条的制造业，中国的工业化步入正反馈循环，以不可阻挡之势奔涌向前。

一、农村工业化助跑

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发生的事情类似，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工业遍地开花。

1、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80年代的改革采取了放权让利渐进式改革策略，以承包制为核心的计划+转轨的制度变迁，在农业、国企甚至央地财政关系上都采取了承包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由于决策层并未达成共识，农村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农村改革最早从安徽和四川两省开始，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调研后发布了“省委六条”，四川也随后制定了“省委十二条”，放宽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也即“包产到户”。土地依然是“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还给农民，增产归农民。

尽管放宽了农村的经济政策，在最核心的所有制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表示不允许分田单干，不允许包产到户。会后，还成立了国家农委，归口管理农业相关部委（农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供销总社），国务院副总理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但彼时的农委并不支持包产到户。1979年，实际由农委制定的31号中央文件下发，明确不支持分田单干，对已经突破政策的地区要重新收回土地。

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部分地方主政者调整高度统一的计划体制，农民也自发突破政策底线，得到了决策层一定的默许、支持和政策跟进。

1980年，随着十一届五中全会后的人事调整，农村改革在决策层有了更多代言人，自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开始松动。当年9月的中央75号文件，允许人均收入低于50元的穷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大约有1亿农民能够实行。增产的效果让包产到户在全国势不可挡，农村改革得以全面铺开。1982年末，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已经达到93%。

以不变价计，中国农业总产值在1981-1986年平均增速6.6%，远超1953-1978的年平均增速2.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年均增长4.95%，一举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1984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这也为产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积累了资本。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某种程度上，农村改革的成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改革派有了信心和话语权，改革派得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从容推行城市改革。

改革初期，75%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农村改革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工业生产中。

80年代开始，持续的民工潮产生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在此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管理制度调节了人口流动，平滑了工业化对社会的冲击，农民有序进入劳动力市场。到了90年代，尤其是1992年的票证制度取消后，农业人口更大幅度、更自由的转化为工业体系的工人。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58年，在举国体制的行政命令下，社队企业产生，实质是行政单位。尽管各地公社办企业的热情高涨，但社队企业以产量而非盈利来衡量成果，其生产仅为满足社区内需要，物物交换，多余部分归集体所有。从这个角度看，社队企业只能算生产车间，不是真正的企业。

而1978年的乡镇企业，产权是乡镇或村集体所有,但可以进行市场交换，自负盈亏，可以破产倒闭，利润也可以分配。

前30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让整个社会不存在商人阶层，而供销社系统也取代了市场。而1978年之后，中央、地方直至村镇一级的政府承担了市场和工业生产的组织者这一角色，一些精明能干的乡镇干部充当了商人阶层，各类专业市场也随之重新出现。

1980年代中期实行财政包干制之后，地方获得了超过包干基数的财政收入，乡镇企业上缴利润也给地方带来预算外收入。兴办企业可以带来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财政激励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公司化，成为具有独立利益、主导经济发展的主体。于是，地方大办企业，办大企业。

这一时期，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之外，山东、河北、辽宁甚至中部省份利用银行、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大办乡镇企业，许多地区提出“村村冒烟，户户上班”。

刚起步的乡镇企业技术落后，使用较为初级的工具和机器开展生产，许多机器和工具是农民手工制作的，技术和设备主要来源于附近城市的国企，产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原生工业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80年代出现的“星期天工程师”，正是星期天下乡帮助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的国企技术人员。

80-90年代，乡镇企业主要有三种模式：

1、苏南模式。前身为社队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2、温台模式，由个体工商户发展而来，本质是私营经济。

3、珠三角模式，由港澳台投资者开办。

苏南模式是当时乡镇企业重最主流的，而温台模式的乡镇企业戴着“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实际上由个人经营，很多企业为了方便发展挂靠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名下。

80年代初期，温台模式代表的私营经济冲击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制度，私有制在当时仍是意识形态上的敏感问题。关于规模较大的个体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允许剥削存在的也悬而未决，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整顿和限制。

1980年7月，全国个体户数量突破40万，多为手工业主或小工厂主，不允许雇工。

1981年，对于雇工是否属于剥削掀起了全民大讨论。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林子力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里找到了理论依据——如果一个工厂雇佣的劳工少于七人，就不存在明显剥削，这成了当时一个极有力的理论依据。中央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私营企业雇佣人数不得超过七人。

1982年-1983经济领域开展“严打”，把个体工商户被认定为投机倒把犯，很多江浙企业家在“严打”中坐过牢，温州的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从1983年开始，中央连续出台了四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支持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快速发展。

1983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对于个体经济雇佣超过7人，既不要宣传鼓励，也不能取缔。另外，调整统购统销政策，允许农民经营商业、开展长途贩运”，取消“投机倒把”罪。

1984年的“一号文件”着重强调了产权保护，指出如果企业超过7人且税后利润用于集体或分红，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允许发展。

这些政策和理论突破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增长。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通胀居高不下，市场秩序混乱，对私营经济全面整顿。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从1988年的13.5万户，锐减到1990年6月的8.6万户。

乡镇企业坐落于农村，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在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支持和保护下，农民的储蓄和公有制的土地被集中起来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初始资本，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供求分离得以实现，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1978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增长12倍达到1890万个。农村工业的从业人数从2800万人增长到接近1亿，增长3倍。

产值达到4000多亿。农民总收入增长12倍，乡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增长超过9倍，达到2100亿元。在农村经济构成中，工商业首次超过农业。到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0.83%，出口比重达到35%。

乡镇企业是19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引擎，推动了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培育了企业家、供应链、物流网络和市场需求，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为轻工业的崛起完成了助跑。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80年代，FDI流入数额小且增长缓慢，FDI占GDP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

另外，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在形成完备的产业链之前，中国通过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实现出口创汇，这些外汇被用来引进设备。1985年，初级产品贡献了将近一半的中国出口总额，1990年初级产品仍然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1/4。在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中，包含大量石油、煤炭等驱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

一、轻工业崛起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轻重工业同步发展，但整体是由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

纺织业产业链条长、中间环节多、技术与资本门槛低，纺织品收入弹性大，纺织品需求会随收入提高而快速增长，市场规模大。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导产业正是纺织业，而在几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全球纺织工业产业重心从英-美-日-韩、中国台湾多次变迁，也带来了相关国家与地区工业化的成功。

80年代末，基于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中国同样选择了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业来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

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迅速增加的生产力和制造业产能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去创造并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同时确保原材料供应的稳定。

为促进纺织业发展，中国在原材料供应、能源和电力、银行贷款、外汇、引进先进技术与运输这6个方面向纺织业倾斜，又称“六优先”政策。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在全球棉花市场上收储，以保证国内棉花供应和市场价格稳定。此外，与诸多产业类似，在归口管理的制度下，半官方性质的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90年代，纺织服装业成为支柱型产业。纺织业最早由大型国企引领，但民企后来逐步实现了赶超，纺织业的增长由民营企业拉动。1990-1997年，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年均23.5%。1996年，纺织行业工业总产值中，国企、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占比分别为29.6%、44.8%和25.4%。2000年，国企在纺织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28.7%。到2015年，国企在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2.3%三资企业占比16.2%，私企占比76.5%。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创汇的来源，1992年，我国货物贸易扭转连续13年持续逆差的局面，实现顺差43.9亿美元，纺织行业当年贡献贸易顺差额182.4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约有24000家纺织服装企业，雇用人数达到800万人。到2007年，纺织服装行业总就业达到2000万，间接拉动了上亿人就业。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在产量上，纱线与棉织物的总产量从1985年的33万吨和19亿米增长到2002年的850万吨和322亿米，纱线增长23倍，棉织物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0%、17%。服装总产量从1985年的13亿件增长到96年95亿件，，年均增长率达到22%，化纤织物从1996年的9.48吨增长到2002年的99.12吨，年均增长16%。1995年纱锭数量4000万个，2006年8000万个，约为全球一半。

1996年，我国纤维加工量增加至1090万吨，首次突破千万吨级大关，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2%，纺织加工能力与总人口占全球的比例相当。2010年，我国纤维加工量突破4000万吨，达到4130万吨，占全球的比重提升到50%。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1995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产生成国和出口国，至今始终占据这一地位。

90年代末，轻纺工业已经开始出现产能过剩。

一、重新重工业化

重工业为工业体系提供了必需的原材料和机器生产能力，是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性的产业。无论基于长期经济效益，还是产业安全，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循环中承担工业中心角色的国家势必要发展现代化的重工业。在日韩的工业化路径重，甚至在重工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阶段，就采用财阀体制启动了大规模、高强度的重工业建设。

而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重工业建设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30年，在重工业优先的指针下建设了一套重工业体系，维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但这批企业布局分散，交通条件差，未形成产业集群，缺乏规模效应。彼时，中国尚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轻工业发展程度低，对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十分有限，而对外贸易又因封锁被阻断，许多重工业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90年代末，亏损面扩大的国企部门成为财政的巨大包袱，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危机倒逼改革，国企改革箭在铉上，而这一时期重工业品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为国企改革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改革后轻装上阵的重工业国企推动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的重工业阶段。

1、国企改革甩包袱

改革开放后，起初放权让利的国企改革收效甚微，重工业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不过，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并未对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在计划+转轨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下，中国通过财政补贴保留了许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国企，将改革延迟到9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初，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的占比，从1978年的78%，下降到90年代初的55%。在民营企业激烈竞争的冲击下，到90年代中期，国企的亏损面不断扩大。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进出口增速快速回落，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加剧了国企的困难。

90年代中期，领导人提出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但前期的重大放在”抓大“，而由于阻力巨大，“放小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被搁置。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定为”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另外，”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替换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98年，相关表述被写入《宪法修正案》。

十五大之后，“调整和改善所有制结构”与“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计划”结合进行，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卸下沉重包袱的国企改革进入高潮。

对大中型企业，兼并成大型企业集团的方式不再是主流，而是推行公司化改制。具体的，剥离国企的医疗、住房、教育、供暖等办社会的行政职能，甩掉沉重的包袱。对国企分拆改组，打破一个行业或子行业由一家国企垄断的局面，形成竞争，电信、电力、石油、汽车是典型的例子；推动全资国企通过IPO上市变为多元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这在大部制改革中也有相应体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务院按行业和产品公司设立部委，而各行业性主管部门又是本系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在1998年的改革中，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电力工业部、煤炭部、纺织部等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

对于小型国企，由于有了十五大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政治依据，小型国企和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在全国铺开，多数乡镇企业在这轮国退民进的历史进程中退出历史舞台。1998-2000年，约有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集中在纺织、采掘、机械、军工领域。

在国企改革后，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轻装上阵，提供交通、通信、原料与中间品等供给，承担了让供应链、产业链运转起来的广义基础设施角色。

2、需求爆发，激活重工业

9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工业化故事，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故事大同小异。以纺织业的机械化规模生产，当一个特定生产环节的机械化之后，为保持生产同步，其他生产环节直至整个生产流程将逐步机械化。

90年代末，中国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品的国内外需求旺盛，贸易量快速增长，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快速发展，对生产工具、运输工具、能源、原材料、中间品、资本品的需求经过长期积累后快速爆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化，大规模基建也随之启动。在中国生产能源、动力机械、巨型设备和生产线、通信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逐渐有利可图，重工业的比较优势初现。

在此之前，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土地和城市。从收入角度看，财权上收中央，分税制改革是集权而非分权的。但从支出角度看，事权仍分散在地方，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央地关系上，形成权力高度集中而治理结构分散化的政府，中央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地方形成以招商引资为牵引的GDP锦标赛的区域竞争机制。在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体制下，招商引资注重投资规模、产值而非效益，推动了重工业的快速扩张。

这一时期金融改革快速推进，中央银行制度建立，商业银行脱离财政逐步市场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经过重组后陆续在A、H股IPO上市。间接融资体系初步建立，使巨大的国民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为地产、基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条件，中国从80、90年代的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进入到2000年前后的金融资本形成与扩张阶段。

在需求扩张、金融供给和国企改革的驱动下，重工业成功被激活。世纪之交，中国重新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开启了化工、水泥、电力、钢铁、金属、内燃机、卡车、轮船、高速公路、铁路、高铁、农业机械、纺织机械、生产线和机床的大批量生产。

在轻重工业结构上，1999年开始，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中国开始出现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重工业占工业部门的利润比重快速攀升。

图：中国的轻、重工业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图：中国的轻、重工业利润（1998-20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4）

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计划出台，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在政策鼓励下大发展大繁荣，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建设了庞大的的高铁、公路运输网络，推动重工业进一步扩张。

重工业启动后，中国能源生产量与消费量开始飙升。

图：中国能源消费量与占比（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图：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根据《克拉玛依年鉴（2010年）》：1990年，中国原油净出口2106万吨。1995年，中国原油净出口174万吨。到1996年，中国才成为原油净进口国，此后中国的原油消费量一路水涨船高。

图：中国原油日消费量与日产量（单位：千桶/天）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图：中国原油进口数量与表观消费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速11.3%，高于同期GDP 9.8%的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产业结构上，工业快速发展带动服务业发展壮大。

图：中国产业结构1978-201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一些工业产品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钢材、水泥等增长20倍，也意味着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到2012年，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图：改开后代表性工业产品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以钢铁为例，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亿吨，达到10124万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2005 年，中国的钢产量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之和。

图：中国钢铁产量及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且结构不断优化。在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比下降，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随着贸易竞争力提升占比不断提升。

图：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1978-20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横向对比看，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开启改革，但多以失败告终。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基础最薄弱，转型任务最重，成绩却最显著。中国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2000年超越德国，2006年超越日本。在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0201亿美元（现价），规模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图：中国工业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被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契合了全球增长的共识。凭借着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劳动力优势和经济的梯度分布，中国迎来了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工业化浪潮，进入采用新技术推动新产业上下游不断扩张的正反馈循环。在工业化进程中，四次工业革命交叉演进，波浪式向前，主导产业梯次崛起。到2012年，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完备最富深度的制造业产业链，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唯一个同时存在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