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党与政治(一)千年殖民史与民主政治体制
2024-04-19
政治强人莫迪封神建庙,经济增速超7%,牛群与汽车在首都主干道上并行,宗教导师通过Facebook WhatsApp向信徒布道......这就是印度,全球第5大经济体,印度国家旅游局宣传的“不可思议的”(Incredible India)、“奇异国度”(Exotic Land)。
上千年来,南亚次大陆屡遭征服与入侵,近代更被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的历史是外族不断入侵、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持续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印度的历史只是一个个侵略者们的历史。”
一国的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殖民史是解构印度政党与政治乃至经济发展的重要脉络。1000多年的殖民史塑造了南亚次大陆的种族、语言、宗教与文化,殖民遗产给印度留下“传统宗教-世俗政治”两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实践,殖民残余给今日之印度国家构建、国族认同,民主制度、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造成了不少困难。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特征从根本上塑造了它的历史。
——梅特卡夫
南亚次大陆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它北靠喜马拉雅山脉,东面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南出印度洋,形成状如倒三角形的独立地理单元。地理环境上看,从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再从喜马拉雅山一直延伸至孟加拉湾的若开山脉似乎构成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屏障。
但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却为东西方民族扑向古印度留下了洞开的西北门户。从战国时期开始,几千年以来,希腊人、波斯人、大月氏人、突厥人、阿富汗人、欧洲人......外族一次又一次经由海拔低且足够开阔的开伯尔山口从西北南下,轮番征伐次大陆。
尤其是生活在环境承载力较低的中亚、西亚游牧民族,极其渴望征服富庶的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历史上,中亚的部族四次大规模入侵印度次大陆,被视为奴隶和贱民的印度达萨人经由开伯尔山口被贩卖至中亚、西亚,途中大量死亡。兴都库什山的名字便与此有关,它源自波斯语,大意为“印度人杀手”。
中国的历史特征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占据了历史的主流,而南亚次大陆的历史特征则是分久难合,由于地理与一直未统一的宗教和语言等因素,次大陆很少构建起一个高度集权、内部一致的本土民族帝国,所以更难以抵御一批又一批的外族入侵。
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和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时期短暂存在过接近大一统的政权,多数时间,南亚次大陆从南到北都是多国林立的碎片化状态。即便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内也存在着大约600个土邦。
印度大平原规模足够大,各地资源禀赋相似,广阔的印度北方缺乏明确的地理屏障构成的边界,偶然兴起或闯入的强大政权几代后往往又会走向衰落,无数地方小政权割据,直到下一次外族入侵。
约公元前14世纪,中亚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南亚次大陆的当地土著,建立了一些奴隶制小国,约公元前1000年,印度教前身婆罗门教(又称吠陀宗教)兴起,印度教四大宗教经典的《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产生,印度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人种和社会分工不同为基础的种姓制度。这个时代也即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追忆的黄金时代——“吠陀时代”。
公元前600年,次大陆处于列国时代,横跨欧亚非的波斯第一帝国攻占次大陆。
公元前4世纪,本土势力击败希腊马其顿人的部队,孔雀王朝崛起,开始统一次大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时期疆域广阔,政权强大,佛教兴起并开始向外传播。公元前2世纪灭亡,小国分立。
孔雀王朝
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建立,而后形成中央集权大国统治达200多年。中世纪小国林立,印度教兴起。
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开始,伊斯兰势力开始渗入,公元711年后阿拉伯人的倭马亚王朝陆续占领信德和木尔坦等地。11世纪起,西北方向的穆斯林民族不断入侵并长期统治印度。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从中亚侵入,1206-1526年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
突厥化的蒙古族人帖木儿后代1526-1857年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当时世界强国之一,直至被英国殖民者打败。
在长达千年的外族入侵历史洪流中,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教国家在次大陆上交替更迭,穆斯林统治印度近600年,伊斯兰文化的渗透更跨越1000多年。印度河流域作为西北的游牧民族经略南亚次大陆的过渡地带与前哨阵地,其人种、信仰与恒河流域逐渐分化。尤其自德里苏丹国建立后,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逐渐伊斯兰化。
而在恒河流域(今印度),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交替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除阿克巴大帝采取的宗教宽容政策,多数情况下,政权的更迭带来政教关系的更替,往往意味着宗教压迫,异教徒面临寺庙被毁,强制改宗,承受重税,甚至被贩卖为奴隶,在社会生活领域沦为二等公民。
总体而言,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种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英国人等不同人种与民族轮番入侵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不同的人种、语言、风俗、文字、制度与宗教信仰。由于没有主体民族的长期统治,次大陆的社会没有形成高度的国族认同,种族与宗教的冲突与融合横亘1000多年。
随着莫卧儿王朝的逐渐衰退,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基督教国家纷纷加入瓜分南亚次大陆的大潮。最终,英国在列强中取得了印度殖民地的主导地位,统治印度近200年。
起初,东印度公司通过向次大陆的莫卧儿王朝或其他国家的省级总督和地方长官表示臣服或者请求,获得了贸易、修筑工厂、城堡甚至驻军的权利,没有颠覆莫卧儿王朝及其他印度国家的政权。
随后,东印度公司逐渐获得了发动战争、执法、铸币和征税的权力,由商业公司转变为政治实体。次大陆不同国家之间在宗教和王朝战争中互相消耗国力,东印度公司借助土邦王国之间矛盾挑起内斗,再逐个击破,攻城略地。东印度公司利用贸易利润招募印度佣兵组建了陆军和海军,通过武力征服和殖民化进行政治控制,介入社会生产与分配,通过当地的社会机构与组织进行买办治理,改造印度法律体系,设置文官制度......
总之,作为英国政府的殖民代理人,东印度逐渐在印度次大陆建立殖民政权和统治秩序,逐步将印度的主要港口城市和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到17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三大管区: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并以此作为跳板将势力向印度内陆延伸。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殖民领土不断扩大,其维持大规模常备军队的成本也随之加大。1772年之后,董事与股东除了将成本转嫁给殖民地的臣民外,也向英帝国寻求财政支持,财务关系的变化带来了”议会此后对公司活动的更一致、更仔细和更挑剔的审查”。
1773年,议会通过《调整法案》,改革公司的股东资格与投票权、管理机构以及司法制度。东印度公司首次直接置于议会控制之下,印度殖民地事务由公司的殖民代理变成政府行为。
1783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胜,北美的殖民失败促使英国统治阶级形成了“1783精神”——殖民地必须处于帝国有效控制之下。
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利润来源于贸易,此后,越来越依赖农业税。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特定的经济作物(棉花),曾经“富裕的孟加拉王国”一度产生了饿死1/3人口的大饥荒。随着次大陆沦为英帝国的原材料基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英国从次大陆进口了大量的棉花、丝绸、香料和红木等原材料,而大量向次大陆出口英国的纱线、布匹和锡器等工业品,英印贸易及英国和其他殖民地的贸易一起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但印度的资源被大量掠夺,农业和手工业被破坏,底层人民生活贫困,周期性饥荒泛滥,经济和社会状况持续恶化,殖民地与宗主国矛盾愈演愈烈。
东印度公司殖民策略激进,短期对孟加拉殖民地过度汲取,孟加拉的经济衰退使东印度公司业绩下滑,其背后的英国投资者的利益受损,推动了英国议会将其在次大陆的业务纳入更规范的国家经营轨道上来。
另外,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棉纺织产业的起飞,行销全球,而印度则是当时的全球最大的棉花产地,东印度公司又垄断了贸易,帝国新崛起的棉纺织产业利益集团与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股力量推动了英国议会不断收缩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直至彻底被英议会取缔,而英国政府则不断介入印度管理直至全面接管印度。
1849年,英国几乎侵占印度全境,基本形成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网。1857年印度爆发反英大起义,在民族大起义中。东印度公司这个殖民扩张中介也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在大起义中彻底覆灭,取缔殖民中介改由英帝国进行正式殖民统治成为必然。
1858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统治法》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权,由英国政府统治印度,建立起更正式的殖民地统治。东印度公司通过吞并印度土邦进行直接统治,由于莫卧儿帝国的覆灭和印度民族大起义,英国政府转向通过强化对土邦的管理来进行间接统治,形成了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并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秩序。
英印政府编撰了《受保护的印度王公》,使间接统治制度合法化。封建王公与附属国得以合法存在,构成英印殖民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印度社会保留着以前的传统。而在直接统治的区域,基层的治安官与税收官等职务从当地印度村社首领中选任,这些地方,西式现代民主观念传入,普及了公民参与和选举制度。
而教育上,英国实行了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并非医学及STEM教育等,而是聚焦在通识教育上,这使得高度西化的社会精英阶层高度认同西方的制度与文化。
更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时期开始逐步建立特色的印度文官制度,印度人只有在英国参加1853年后的入学考试才有资格参加文官的公开选拔考试,久而久之,西化的社会精英构成了行政官僚集团的主体,这一殖民制度延续到印度独立并被继承下来。
为对英属印度进行有效的司法管理,将殖民地行政与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英印政府组织编撰了“盎格鲁化”的印度教法典这一统治工具,将海洋法系的英国判例法与印度教法揉搓在一起。印度变成土洋结合但并未有机融合的西方化的东方社会。
政治制度上,以1833年建立中央立法机构作为起点,英国议会1861年通过的《印度参事会法》几经修改,逐步增加立法会成员人数、扩大印度非官方人士数量、少部分成员由选举产生。1909年则将行政会议与立法会议分设。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则在中央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两院多数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1935年明确将英属印度和土邦纳入全印联邦,全印有11个邦获得自治权。
在殖民秩序的塑造下,社会断层逐渐形成,印度本土印度教或穆斯林的宗教认同与对西式民主制度的认同混杂在一起,等级制度、协商和公民参与之间互相杂糅,地方土邦自治与英属印度直辖并行,印度社会出现治理混乱。
由于印度独立并未经由彻底的暴力革命来打烂旧世界,所以也并未建立一个新世界,加上独立后的改革又步履维艰,某种程度上仅是原有制度上的修修补补,鲜有突破性与颠覆性。
印度的土地制度与独立后的土地改革就是其中的典型。独立前印度存在三种租佃制度:柴明达尔、马哈瓦尔、莱特瓦尔租佃制。
农业社会中,人地关系是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土地兼并和地租佃农制度则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土地相分离,形成封建的土地剥削,衍生出阶级关系,形成两极分化,社会财富集中于边际消费倾向有限的少数人手中,长期演化为社会危机。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在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上,土地改革往往是起点。
而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如同国民党一样代表着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尽管尼赫鲁和蒋介石一样都认识到彻底的土地革命至关重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被民主制度钳制,在议会席位上,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制约了尼赫鲁政府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断难落实,土改的深度、广度及彻底性有限,与中国土改完全不可比。
资料来源:《印度经济》(上),[印度]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
资料来源:《印度经济》(下),[印度]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
资料来源:《印度经济》(下),[印度]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
资料来源:《印度经济》(下),[印度]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
印度表面上废除了柴明达尔制度,排除了殖民经济代理人,也通过小规模的土地和平赎买向农民分配土地,但土改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其结果仅局限于印度富人之间的土地与财富再分配。这种不彻底土地革命奠定的土地制度是印度基建与工业化难以快速推进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系列制度化的殖民统治框架与措施及由此衍生的利益集团与异化的社会结构在殖民统治结束后被继承下来并延续至今,殖民遗产成为现代印度治理困境的重要起源。
二战时期,英国衰退,美国崛起,英美权力交接,国际秩序重塑,作为欧洲前殖民地的民族国家解放与独立运动成为历史的潮流,印度的独立运动也愈演愈烈。高度西化的印度新精英如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印巴分治的独立中接管了政府。
前面讲过,上千年的外族入侵,尤其是伊斯兰化的西北游牧民族入侵时往往将印度河流域作为前哨基地,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化;而恒河流域则以印度教为主体,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等多宗教并存。这一状况为后来的印巴分治的两国方案奠定了基础。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全印穆盟的领袖真纳早期参与了国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秉持“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生活在一个印度”的建国理念,推动了国大党与穆盟的联合,支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消除宗教区别的统一的印度。他向穆盟党内和穆斯林公开呼吁:“外国统治印度,并且继续维持统治,主要因为印度人民尤其是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不能团结一致,缺乏相互信任。我可以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之日,就是印度实现自治领责任政府之时”。
而1919年开始,甘地开始组织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试图用消极的、非暴力手段赶走殖民者。甘地认为印度教即真理与非暴力,某种程度上用印度教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社会动员。同时,他认为穆斯林和英国人的入侵粗暴地打断了雅利安人创造的印度历史与文化。
而1935年英议会新修订的《印度政府法》赋予了11个省的自治权,国大党在大选中获胜,但拒绝与穆盟联合组阁,穆斯林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当时的国大党,以印地语为国语,以国大党党旗为国旗,而国歌《母亲万福》则含有反穆内容。
“印度斯坦是印度教徒的了”,真纳脱离国大党阵营,转而领导穆盟寻求穆斯林独立建国,奉行伊克巴尔的“两个民族”理论:“印度生活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穆斯林。”
1940年,“穆盟”的拉合尔年会通过了著名的统一战线式的《拉合尔宣言》,宣言明确了印度教与穆斯林这两个民族不能生活在一起,必须要分开,将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地区分出去成为一个或几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1947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末代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的“蒙巴顿方案”,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这符合穆盟的诉求,也延续了殖民时期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而治之的策略。方案将印度教徒居多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居多的地区归巴基斯坦。但规定克什米尔的归属由各王公土邦自决,加入印巴,或保持独立。
1947年8月14日午夜,伴随着尼赫鲁著名的演讲《我们与命运有个约定》(tryst with destiny),印度宣告独立,巴基斯坦也实现独立。
戏谑的是,印巴分治后,印度河并不在印度,而在巴基斯坦。
恒河流域的印度呈现出碎片化的民族与宗教特征。印度北方是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地语区,而在德干高原和其余地区,由于英印政府间接统治策略下保留了大量封建土邦和附属国,形成了按邦划分的多语言区。在28个邦、1个首都辖区和6个联邦属地中,形成多达22种官方语言。这样地方主义色彩浓厚的联邦,在国族认同与国家构建上面临巨大困难。
而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境内也呈现出类似特征,同时克什米尔问题的模糊处理也导致日后两国长期敌对,时常爆发战争。地缘上,东、西巴基斯坦首尾不能相顾,而印度又夹在于东、西巴斯坦之间,地缘格局使得印巴之间迟早必有一战。
英印政府的殖民统治形塑了印度的框架与基础,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的领土疆域、民族、民族意识、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等。
殖民时期的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的混合,在打散了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并未对其有效重组整合。印巴分治方案又形成了两个散装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都面临着国内治理困境: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与底层之间阶级矛盾固化,难以达成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协议。人民赶走了一个殖民者统治者,却依然被西化的精英阶层统治。
此外,宗教与民族关系的犬牙交错也使得印巴双方冲突不断,这一问题在南亚次大陆较为普遍,麦克马洪线、杜兰德线等殖民者的遗产为地区的安邦睦邻与一体化进程埋下了民族恩怨与领土纠纷的楔子。
印度现代议会制度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00前后印度人开始向英国殖民统治者要求建立宪政体制,并通过一系列运动争取更多权力。在东印度公司时期,1833年成立中央立法机构;1858英国直接殖民印度后,从1861年的英议会通过的《印度参事会法》到1919年的《印度政府法》,部分议席逐渐由直接选举产生,印度人的政治参与逐步扩大,但作为殖民地,这种政治参与局限在特别小的范围内。1935年的新《印度政府法》基本奠定了今日印度的民主制度框架,印度独立后,1950年制宪会议通过的印度宪法整体继承了英印政府殖民时期的民主制度。
现行的印度宪法规定,印度为联邦国家,是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
印度采取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实行责任内阁制,最高立法机构联邦议会采取两院制,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
联邦院共245席,其中12位由总统任命,剩下233名由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产生,议员任期为6年,约1/3的议员平均每2年会面临一轮改选。议员任职时间没有限制,可连选、连任。联邦议员不能同时担任两院议员,也不能同时担任联邦议员和邦议员。
联邦院议员是各邦和中央直辖区的代表,采用比例代表制间接选举。各邦的联邦院议员由各邦立法会选出,根据各党派在该邦的实力分配好席位,各党派再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胜选率很高。中央直辖区的联邦院议员由选举团选出。议员只能在本邦或本中央直辖区竞选。
人民院共设545个席位,2个席位预留给英裔印度人,由总统任命,20名代表中央直辖区,部分总统任命,部分选举产生。523个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人民院每届任期5年。议员任职时间没有限制,可连选、连任。
选举制度采用英式的单一选区制,全国划分为543个选区,各选区人口大致相同,每个候选人最多可在两个选区竞选,每个选区选出1名议员,票数第一者获胜。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势力和小党会把力量集中在某个选区,所以议会内党派众多,许多政党只有几席甚至1席。
人民院选举中,由赢得50%以上席位的政党组阁,一般由多数党或联盟的议员选出的议会党团领袖出任总理。在没有政党达到50%席位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其他党派凑够法定席位数而形成执政联盟,联合执政的其他党派可以参加内阁,也可以保持独立不参加内阁, 仅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提供外部支持。
权力配置与国家结构
而尼赫鲁去世后,1967年的大选中,国大党获得的席位低于70%。尼赫鲁去世留下的权力真空引起国大党内讧,元老派将政治根基脆弱的英迪拉推上前台,但出乎意料的是,英迪拉推行“绿色革命”、“白色革命”缓解了底层贫困问题,借助民粹主义站稳了脚跟。1971年,印度肢解巴基斯坦,促成孟加拉独立,英迪拉借此树立了威望。
1975年,面对动荡的政局和反对党的崛起,英迪拉实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全国紧急状态”,诸多反对党领袖在紧急状态中被投入监狱。这其中有4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人民对“紧急状态”强烈不满,国大党分裂,反对派政党也借此坐大,紧急状态成为国大党衰落的注脚。
1977年大选,人民党联盟胜选,成长起来的反对派第一次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将独立后执政30年的国大党赶下台,印度进入多党交替执政的时期。
1980年英迪拉再次复出,但其于1984年被锡克教徒刺杀身亡,匆忙接班的英迪拉长子拉吉夫在举国同情下带领国大党赢得404个人民院议席,但也仅完成一个任期。1991年,拉吉夫被泰米尔猛虎组织刺杀身亡。
1990s,国大党衰落,印人党崛起,地方和种姓政党也逐渐壮大,政治权力交接,议会政治动荡。这期间,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处于悬浮议会与联合政时期。
1989-1999年的10年间,印度共进行了五次大选,分别在1989、1991、1996、1998和1999年。在此过程中,印人党逐渐成长起来,从1984年大选时只能获得2个席位发展到1989年大选获得83个席位。此后历次大选,印人党获得的票数均能稳定在20%以上,与国大党不相上下。
1999年大选后,印人党主导的执政联盟成为印度独立后除国大党外首次完成执政的党派。这一时期,形成较稳定的两党政治,国大党与印人党对垒,两党领导的政党联盟交替执政,其他小党和地方党派需要附着在这两个党领导的联盟里才有可能入阁。
2014年的大选中印人党拿下282席,是1984年英迪拉遇刺后,首次拿下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而国大党仅获得44席。
2019年的大选,印人党更是拿下了303张选票。从选举结果上看,真正的反对党仅存在于地区层面,中央层面已经没有了。两党政治演化为一党独大的“印人党体制”。
截至目前,在印度28个邦中,印人党单独执政12个邦,联合执政4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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