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爱雕琢价值投资岁月的光与影——谦象周年访谈

2023-09-12

2020年1月,前润晖投资(Cephei )董事总经理方芳创业

2021年6月,前泰康基金经理付瑜、彭俊斌加入团队

2022年8月,谦象资本获中国证监会注册备案通过

2022年9月,谦象开业,谦象品牌正式独立运作

......

时值谦象开业一周年之际,谦象IR总监Scarlett带着投资人关心的问题对三位合伙人进行了一次内部访谈,访谈实录如下:

1、
从原点出发搭建价值投资团队
小团队,大能量
用热爱雕琢价值投资岁月的光与影

Scarlett:再过几天谦象开业一周年,咱今天掏掏心窝聊聊投资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投资人在刚接触我们的时候,经常你们三个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方芳:我们三个人是清华校友,相识很多年了。因为三个人都有大型长线投资机构工作的经历,我们的投资理念、底层价值观也都比较一致。所以今天三个人能走到一起,我们都希望能通过三个人的相互学习、深度讨论、认知提升来践行价值投资。

彭俊斌:而且两个人不好,两个人总会有一大一小,很难有一个平衡,但是三个人会相对平衡,没有绝对权威,可以充分讨论。大家都知道,三在中国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三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Scarlett:那你们三个有什么不同

方芳:其实我们三个人经历和性格都不太一样。做投资经理前,我做了很多年研究,从业十多年看过地产、建材、医药、软件行业;付瑜在卖方做了5年地产分析师,之后在泰康看地产、金融、可选消费,后来成长为投资经理;俊斌经历更丰富一些,先在实业做了三年工程师,之后看电子、机械、军工行业,后来在公募做过基金经理,在泰康也是投资经理。所以大多数行业我们都有覆盖。

彭俊斌:性格上我保守一些,方芳乐观点,付瑜居中。所以我们这组合挺好。如果背景经历相同,性格也差不多,那很容易共振,悲观的时候都悲观,乐观的时候更乐观,相比之下,现在这个三人组合会更加理性客观。不同的背景让我们总有第三只眼来看原本自己熟悉的行业,可以更客观地减少很多思维的盲点和固有的偏见。

Scarlett:是呢,你们性格不同,爱好一样

方芳:我很喜欢去看企业,跟企业家聊天。跟企业家学习、陪伴企业成长会让我很开心。

付瑜:我主要的爱好就是体育了,平时打打羽毛球,此外新学习了太极拳,觉得很好,进入了不一样的世界。现在人大部分都被外在的东西评价,很少去关注自身内心的感受,太极拳是能让人关注自我内心,能让人静下来的很好的修炼方式。

彭俊斌:看书是我比较放松和舒服的事情,可能还是对未知的好奇和掌握新的事物本质的快乐。

Scarlett:那你们从大平台现在的小团队,有没有不适应?

方芳:其实没有什么不适应。大平台资源多,但是大家能坐下来深入讨论的机会不多。小团队是主动出击,我们每周会研究一个子行业,每个人看这个行业里面的主要公司,写深度报告、然后讨论、比较分析。如果觉得机会很好,我们再去找卖方讨论,去公司调研,去做上下游的访谈。小团队里的我们学习更加主动,成长也更快。

付瑜:我们这样实践已经2年多时间了,两年间写了70-80篇深度报告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之间优中选优,更快的发现好机会。其实能找到成长空间广阔,竞争地位稳固,盈利模式清晰,公司治理优秀,财务管理稳健,同时又能满足长期复合回报至少15%要求的公司,本来就很少,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寻找优秀公司,等待好的击球点。

2、
利出一孔
着眼长期的合伙人文化
Scarlett:对于现在的团队,你们是怎么考虑和设计激励机制的
方芳:我们的投资目标是长期的,所以从组织架构到股权结构设计都着眼于长期。我觉得这是决定一个基金公司长期发展的关键。组织架构上我们没有研究员,投研一体,让最懂投资的人去做研究。因为我们做长期投资,所以我们更关注企业发展的一些长期要素,比如公司治理、管理资源的分配、公司战略评估等等,这些要素很难由年轻的研究员传递给基金经理。
付瑜:还有就是,对研究员的考核也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无论机制多么巧妙,这些噪音都很难避免。投研一体的组织架构可以让我们在好的投资机会上保持足够的耐心。股权结构上我们是合伙制的,公司也是合伙人文化。除了三个合伙人外,也预留了一部分股权给团队。合伙人文化使团队的一切行为着眼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3、
不疾不徐的谦象
永无止境的α

Scarlett:很多投资人都特别好奇,怎么取的“谦象”这个名字?

方芳:谦是谦虚,意思是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象,具有智慧且是动物界中比较长寿的动物,更重要的是象是群居。因为谦象是合伙人的文化,我们希望保持谦虚的心态把价值投资一直践行下去。大象看起来动作迟缓,但是每一步都走的坚实,久久为功。这个名字包含了我们成立谦象的初心。

Scarlett:为什么选了这样的一个Logo

方芳:大象的鼻子卷曲起来,形状上是个是α,Alpha也是我们价值投资的目标,我们的投资收益追求的是Alpha不是Beta。另外这个形状也是无穷大的意思,想表达我们对价值投资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4、

产品型而非平台型私募
让最小的客户资产50年后过亿
Scarlett:你们希望谦象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方芳:其实我们希望是下一个伯克希尔,管理自己和信任我们的朋友以及投资人的钱。希望通过我们三个人的持续努力,共同打磨好产品,为客户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谦象的目标是让最小的客户50年后资产过亿,主打一个信任和长期陪伴。
Scarlett:对于管理规模大家考虑的
方芳:规模这个事情我们三个讨论过很多次。首先,谦象不是一个基金经理的平台,而是一个产品型私募,也只有一个产品策略,我们自己的大部分钱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追求投资收益而不是管理规模。如果因为盲目扩张管理规模而稀释了回报率,我们自己也是受损的。要说具体的管理规模瓶颈,量化来测算的话,按照我们股票池的市值和流动性情况,现阶段支持我们到100亿的规模问题不大。
Scarlett:那你们认为基金管理人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方芳:核心竞争力是要有耐心。面对好的投资机会要有耐心,日常经营的时候也要有耐心。比如市场高歌猛进的时候融资很容易,但是对投资者而言不是好事。这个时候反而要放慢我们的融资节奏。规模成长慢一点不要紧,因为我们要把投资这件事做一辈子,但是如果把投资者套在高点上,这事就很难做长。
5、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指挥战争
投研一体
最懂投资的人做研究

Scarlett:其实国内有类似组织架构的私募并不多见,谦象的投资决策机制是什么样的?

付瑜:我们这个团队的组合,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胜率。三个人在一起,是兼顾了效率和效果,减少了彼此思维的盲点的同时也降低了彼此的思维惰性。

彭俊斌:我们的投资委员会的投资流程是,在讨论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同意买的时候才会下单买入,而卖出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觉得需要去卖出,就有权向投委会提出卖出要求。一旦遇到我们三个人独立看过、都认为不错的机会,我们也会毫不犹豫的上仓位;而当某个人从经验、直觉、数据等感知到危险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这样做决策会相对比较保守,当然在大牛市后段泡沫化阶段可能比较吃亏,但在震荡市、熊市等我们的表现会更好,拉长来看一个牛熊周期,我们的复合回报反而会领先。

Scarlett: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出现观点的分歧吗?

付瑜:历史上我们三个人遇到分歧是十分常见,投资流程上处理的原则上面已经讲了。我们经常会面红耳赤讨论某个标的,但我们都一致的严格遵守我们的决策过程。历史上也有相当多的标的,我们覆盖和讨论了很久,但最终因为分歧也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投资之列

Scarlett: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付瑜:比如我们之前讨论过一家做隐形牙套的企业,这是一个新兴消费行业,国产品牌一度增速很快。我们几乎访谈了产业链上所有的标的,以及医生群体,最后在集采的影响、利润率的假设等方面始终达不成一致,中间甚至也出现我们共同听了一个专家的访谈,但不同的人却得出相反的理解结论这样的情况。最终我们没有投资,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保持对这个行业的跟踪和学习。这样的例子其实挺多的。

彭俊斌:从结果上拉长看,我们当初有分歧的公司,最终一定是都没有买。但最终这些标的,真正基本面超我们预期的框架的,只有一两个标的。绝大多数企业最后没有买,至少从现在看都是对的。

Scarlett:能展开讲讲咱们这个不招研究员的研究模式吗?

付瑜:我们这个研究模式和传统的机构不太一样,我们不招研究员,所有的研究和投资都是我们自己做。传统的明星基金经理+研究员的好处很多,比如分工明确,研究线索广泛,尤其是对变化很快的行业,人手多肯定不是坏事。理想模式下,研究员作为行业专家,选出行业内有超额收益的标的,投资经理都仔细研究以后做行业和公司比较,最终形成组合。

彭俊斌:但凡事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信息传递是有偏差和损失的,况且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也不同。在纸面上看纪要和财务报表固然重要,但现场去感受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多维度信息,有些信息可能是年轻的研究员关注不到但是又很重要的。很多机构强调投研互动,就是研究部给投资部的传达,但无论怎样传达,都无法达到100%,都不如投资经理事必躬亲。毕竟我们投资规模是很大的,管理的是投资人委托给我们的钱,我们平时去买一件衣服,买一个房子还要了解,去比价,去实地多角度看,更别说每一个投资决策实际背后比买衣服买房大得多,责任更大。

付瑜:在投资中,每个人都有思维死角,如果犯了逻辑性错误是对投资收益的巨大伤害。因此,每一个投资决策都需要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深度的讨论和推演。能够深入推演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对所投资标的了解深入,才能够产生碰撞。如果对标的不够了解,基本上讨论很难有效。有些机构有过这种场景:研究员讲报告,投资经理讨论学习,但整体的效果其实一般,核心是投资经理没有足够的信息参与讨论,而且当参与人数太多,讨论效率会变低,开会里面玩手机的也不在少数。

再就是,因为是长期投资,一旦买入,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后续需要大量时间去跟踪,才能持续陪伴企业成长,才能拿的住。回顾历史,很多牛股涨了很多,但核心是几乎很少有人上足够的仓位,或者是吃很长很大的一段。而集中投资后,投资经理后续要拿出很多时间陪伴公司成长,不断提高对产业和公司的认识,只有深度参与,才能形成对产业的深刻理解,这不是研究员能代替的,也是投资经理自我不断提升的过程。

方芳:事实上,我们选择了一条看似比较慢的路,每个子行业我们都一起去学习去认知,去找资源深刻认识,这个过程很难走捷径。不亲自做过的数据没感觉,不亲自见过的企业理解不深。当然,历史上这种模式用的很少,但却有成功的先例。例如巴菲特和芒格的企业就没有研究员,但他们几个核心合伙人也能够管理好几千亿美金的基金,并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Scarlett:那你们现在怎么分配你们的精力?

付瑜:公司平时的上班时间比较灵活,因为大家是自驱的。往往我们会错过早晚高峰上下班,因为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也不打卡。工作上,平时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做案头工作,比如读企业的年报,或者相关行业的书籍,了解行业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和企业、专家等交流,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讨论公司标的。我们总体还是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够更好地平衡,保持好身体不焦虑,拉长我们自己的职业寿命。

Scarlett:那咱们这么少的人,市场上各种投资机会,能跟过来吗?怎么获得研究线索呢?

付瑜:作为小团队,我们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日常的研究,我们是很聚焦的,聚焦在好公司上。什么是好公司?我们觉得穿越周期看,ROE在8-10%以上的算是好公司门槛。A股,港股以及美股,大概5000-6000家中国公司,能到到这个门槛的,也就是10%左右的公司,这500家公司构成了我们的基础研究库。我们每周或者每两周讨论一个子行业,每年亲自能够写40-50家公司的深度报告,扩展我们的深度覆盖面,尽管大多数的投资研究结论都是不投,有的是因为估值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公司治理担忧,有的是因为行业的竞争格局问题等等。加上我们之前分别有十几年的积累和跟踪,使得我们对这些好公司的投资点、长期治理以及核心竞争力很熟悉。好公司不能成为好标的的唯一问题就是估值贵,我们也会耐心等待击球时间点,不追高。由于对这些公司很熟,使得我们能够在出现机会的时候比较坚决,不用重新花时间研究跟踪,而且我们都亲自看过写过讨论过,投研转化效率可以很高。这部分的投资机会贡献我们股票池的60-70%。

第二,产业链的调研。我们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产业,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调研,和企业家交流。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始终相信智慧来自于产业。我们比较关注长期的产业趋势,以及产业上价值分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变化。我们不少的投资标的也来自于产业链的验证和推荐。比如去调研地产企业,在和地产行业高管交流过程中发现了上游供应商的投资机会,由此我们很早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标的——中国做造价领域的SaaS龙头。再比如,我们和一个建材公司长期交流过程中,发现他的一个兄弟公司,是做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企业,存在重大的投资机会,最后经过深入研究,转化成了投资标的。同样,在医药领域的调研中,我们也提前发现了外包行业的机会。产业链的调研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产业的认识更深刻,找到价值链集中的方向和趋势,同时也会避免一些投资风险。某种程度上看,避免投资风险和找到投资机会同样重要。比如新能源车的产业链调研,我们发现竞争格局是持续内卷恶化的,尽管产业在持续做大,但行业内现有的玩家能否成为胜者,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产业链调研部分得到的投资机会贡献我们股票池的20%-30%左右。

第三,同行圈子交流。因为我们做研究比较深入,从业时间也比较长,圈内很多朋友还是喜欢不定期找我们交流讨论投资观点。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投资灵感,进行再研究。这属于机会型的研究。这部分标的,现在占我们股票池的10%以内。

6、
价值or成长?
内卷的新能源与远观的半导体
AI的朦胧美与被误解的中特估
Scarlett:我们的组合在过去几年表现非常好,是什么风格?
付瑜:如果从风格角度看,组合过去有几个特征。第一是持仓集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标的可能在10个以内,看好自己的篮子是我们的选择;第二是换手率不高,如果不计算新增申购的复制买入,我们整体的换手率特别低;第三是个股的潜在年化回报率,用我们的尺子去量,大部分都在15%甚至以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年化回报不是2年、3年,而是公司全生命周期现金流折现的年化回报,其实能找到这些标的是不容易的;第四,从业绩归因去看,行业贡献总体是负贡献(意思是持仓的标的所在的行业并不一定跑赢大盘),交易贡献是负贡献或者无贡献(不怎么交易),我们的收益来源几乎全部来自于个股的阿尔法;第五,从持仓标的对我们组合的贡献比率上去看,基本上符合持仓越多的公司贡献的超额收益越高的特征,持仓高代表我们的确信度高,潜在回报率高,如果我们自己的投研模式有效,长期看那确实应该呈现出头部标的贡献高,而不是尾部的标的最后反而涨的更多。
Scarlett:我发现们的组合的一个特点低估值,那怎么看待高成长的行业比如新能源、半导体?
付瑜: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我们组合的估值不算高,但并不是锚定了某一种策略,比如红利或者是低估值,组合呈现是一种选股后的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如果能找到估值高一些,但最终成长能够符合我们要求的企业,也会加入到持仓当中。我们本身对于高低估值,或者价值与成长没有特殊的偏好,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是相同的,同样也是按照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来评估回报水平。
第二,对于成长性行业,我们也花了不少精力去看,对新东西和市场也一样充满好奇。比如21-22年,花了不少精力去看新消费,果茶、盲盒等等,最终通过比较买入了一家咖啡连锁企业,给组合贡献了不少回报。回到新能源和半导体,这两个行业在目前确实是成长性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中国从技术水平,到供应链到终端的产品,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但同时,技术变化和升级也很快,每一轮的技术路线的变化都导致此前的龙头所投的capex壁垒下降,每一轮的龙头企业都不相同。我们某次去调研业内的设备提供商,他们认为10年内可能还有三代技术,行业内专家也说不清楚最后哪种路线会胜出。对我们来说,更无法判断最后的竞争格局,无法提升我们对现金流判断的确定性。从汽车的角度去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也相当强,目前我们车的出口已经来到全球第一。但同时,中国企业的内卷让我们也感到震撼,可预见的当下,新能源行业的竞争格局是恶化的,而企业的估值还没法达到我们的要求。在产能加速投放之后,行业洗牌,第二轮的机会可能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半导体毫无疑问对我们是朝阳产业。国产化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我们认为也只是时间问题。里面确实出现了一些质地很不错的企业,例如一些设备厂商,对外都实现了技术突破。对标海外企业,国内公司的收入、利润和市值都有空间,只不过当下大部分企业的估值过高困扰着我们的投资。
Scarlett:怎么看今年市场上火热的AI主题投资机会?
彭俊斌AI我来回答一下。大模型的本质是大力出奇迹,大量参数、大量数据、大量知识、大量计算让AI比之前更为“智能”。大模型是AI未来的趋势,国内的华为、百度、阿里、腾讯等大公司都在对大模型进行研究。例如华为盘古大模型在2020年左右立项,先后发布了NLP、CV、科学计算、药物分子、矿山、气象、海浪和金融大模型。大模型不是一个新东西,是持续在发展进步的一项技术,未来它会像电和互联网一样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投资角度来看的话,这项技术还处于初期,行业竞争格局也比较模糊,产业链上谁的价值量几何也还需要观察。
Scarlett:那怎么看中特估呢?
彭俊斌:中特估如果是作为一种纯概念的标签炒作,我们是没有兴趣的。以往很多概念的炒作,主要停留在虚幻的大空间,无法描述的未来盈利和竞争格局,以及缥缈的估值上,这部分市场博弈我们是不擅长的,交易能力也不是我们的长项。我们的选股思路最后落实到标的还是自下而上,现金流折现去挑选能达到我们投资目标的品种。
付瑜:历史上提到国企,大家就会觉得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激励模糊,人员政企不分,投资回报率不高,远不如民营企业有活力。从数据上看,似乎国企作为一个整体,盈利能力也很有限。比如2022年,全国的国企营收大概是80万亿,利润总额4万亿,扣税后估计净利润3万亿出头,净利润率大概就是3-4%左右。总资产300万亿,总权益大概是100万亿,算下来ROE也就是3-4%。以往效率不高,或者是盈利不高,或者是增速相对比较慢,压制国企的核心原因有几个,一是政策导向,二是自身能力,三是增长意愿和激励。
政策方面,13年以后,中国不断处理系统性风险。从三四线的地产库存问题,到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解决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问题,再到18年资管新规,解决影子银行问题,再到20年开始重点处理房地产行业风险,在一系列风险处理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很多行业一直在让利给市场主体,让市场主体能够平稳过渡。比如银行、电信企业通讯费和宽带费用、电力系统、港口、高速公路的持续让利,这对这些企业的业绩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结果是中国的基础设施使用费其实在全球看来都是非常低的。21年以后,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各个风险点风险出清,很多行业的让利基本上结束了,企业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化定价空间。比如电信、港口、电力行业等等。
电信行业大家看的比较清楚了,今天就不再展开讲了。就拿沿海港口来说吧,全球十大港口,中国独占7个。原来中国的港口都是恶性竞争的,港口间腹地、货源和服务类型同质化。但20年以后,沿海港口以省为单位做了整合,大家不再盲目降价竞争,而是开始协同错位发展这种竞争格局的缓慢变化也会逐渐反映到企业的报表端。
能力方面,比如中国的高铁系统,我们去看其中一家公司,生产了目前中国大部分高铁的核心牵引系统,享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再比如我们看到的某港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通过不断智能化改造,装卸效率方面新码头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平均效率可能比海外同行高1倍以上,而且改造后人力成本可以降低70%,卸单箱收费差不多是同行的1/2到1/3,目前它正在和釜山港争夺东北亚集装箱周转中心的地位。其实中国不少地方国有企业也是非常优秀的。比如外资也非常喜欢的某MDI龙头就是通过市场化的竞争达到了国际领先。
意愿方面,这恐怕是变化最大的一点。从国家层面,以往的财政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土地财政。20年以后,国家在处理地产方面的问题,到现在仍在进行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往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会有很大变化,新房的开发量,土地的销售量会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从导向上看,国有企业资产的第二财政更加重要,无论是充实社保还是自身增强竞争力,都对国家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而且这种竞争力提升带来的利润和市值增量,在长期看比土地财政更可持续。
21年,国资委将国企总体分为三个分类,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其中商业一类,鼓励大胆先行先试,着重考核经济效益,侧重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支持非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商业二类涉及国家安全,保持国有控股地位,稳妥推进各项改革。2023年央企考核提出“一利五率”,用净资产收益率替换净利润指标、营业现金比率替换营业收入利润率,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效率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不断提升资本回报质量和经营业绩“含金量”。净资产收益率(ROE)是此次考核新增的指标。同时,考核国有企业确保利润总额增速高于GDP增速。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4个指标要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是要把价值创造作为核心,增强国企盈利能力。国资委的角色从管人+管资本退后到管资本,履行出资人的权利,对利润和经营质量要求更高,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从上到下的考核导向变得更加市场化,不少国企推出了市场化的股权激励。大家也能看到,国企这几年越来越重视股东利益,大企业的分红水平逐步提升。
另一个角度看,国有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和经理人模式也可以避免企业过度关注短期利益(比如借钱分红)而不坚定投入长期研发。国企在国家长期战略指引下,ROE的提升更可持续。
方芳:从行业角度看,在像互联网这样需要快速迭代的行业,国有机制比起民营的灵活性还是要差一些。但国有企业也在一些重资产、资源优势、传统制造业中具备市场化的竞争力。这些看起来不是很性感的行业,行业增速通常不快,但也没有新进入者,竞争格局更稳定。
由于有过去的效率低下的偏见以及政策压制、考核导向、激励机制的问题压低了增速和ROE,国有企业估值普遍不高。这也是建立在过去大家认为国企利润率和ROE难以提升的基础上做的线性推演。现在三座大山都有长期的变化,某些国企的增速和经营质量可能有系统性提升,有一部分企业,不是全部企业,能充分享受戴维斯双升。在传统偏见导致估值长期受压的大环境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和中长期投资的机会。这种机会也是我们擅长把握的——稳定的格局,提升的竞争力以及动态看相对低估的估值。
7、
有序拆弹,定向爆破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Scarlett:投资人普遍关心地产的情况大家对地产有丰富的研究经历,怎么看待当下地产

方芳:站到现在的时点看,边际影响最大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行业前端的销售经过2022-2023年,绝大部分有月报披露数据的上市企业都下滑了30%-80%,微观调研我们觉得两年时间全行业的销售已经腰斩了,销量回到了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水平上,尽管短期可能还有波动。但后续的施工、投资和竣工的调整依次靠后,长期看竣工水平和销售水平应当是平衡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调整。随着政策的托底,加上低基数期,数据上一二手房销量都会企稳。

付瑜:地产风险对于宏观的传导,我们认为和日本9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地产的危机对经济、民众的信心、资本市场以及银行系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心问题是在没有处理关联风险之前就主动戳破地产行业的泡沫。而我们的应对和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看最近10年的政策脉络,13年以后,中国不断处理系统性风险。从三四线的地产库存问题,到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再到18年资管新规,解决影子银行问题,再到20年开始,处理房地产行业的问题。13-15年主要处理的是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问题,棚改货币化等方式化解了库存,居民也一定程度加了一些杠杆。16-17年开始处理产业链上的风险,我们如果回溯历史,那个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过剩产能”,不少研究机构当时测算,钢铁、煤炭、有色、化工、水泥等领域的坏账达到了10万亿级别。通过供给侧改革,行业竞争格局大幅优化,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如果现在看这些企业,比起当时动辄60%-80%的资产负债率,行业一有周期性波动利息压死人这样的窘境,现在他们过得其实很不错了。地产周期有下行,这些企业也就是少赚点钱,但现金流和报表却是很健康的。18年以后,更大的改革是资管新规。从清理高收益信托开始,到影子银行、资金池问题的解决,时至今日大部分的资产和负债是一一对应的。这也解决了房地产行业发生风险导致的金融系统传染的问题。21年以后,个别房地产企业开始出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调整至今,整个金融体系还是运行良好,社会稳定,链条上的企业可能有受损,但比起日本还是要好太多了。这主要归功于我们的政策在一步步拆弹,试想如果前面的工作没有做,21年地产行业的调整,首先带来的将是“过剩产能”企业的崩溃,进而传导到高收益信托,影子银行理财等,最后全面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民众预期。而10年的政策铺垫和执行力,使得这次地产的调整带来的震动降低到了最小。

彭俊斌:如果站在90年代末期,当时经济也面临大的转型。当时纺织服装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一度贡献了50%的外汇来源。后来企业兼并重组,工人工龄买断下岗,一度也让人有过短暂彷徨。但此后,中国经济开始了向重化工业、房地产的转型,开启了黄金10年。站在当下,我们一样处在转型的阶段。10年前中国主要出口的东西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产业升级非常明显。从数字上看,新兴产业这5年都是两位数到三位数的增长,即便是开始只占1%权重,5年之后的权重也很可观。而地产及地产链在调整3年后,对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减弱。最终大家也许看到GDP增速平稳,但结构有大不同,实现产业升级后,我们的发展会更持久。

Scarlett:咱们怎么看ESG?

方芳:我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发达国家市场为什么如此重视ESG,把公司盈利确认好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需要去关注一些其他的指标?为什么要关注ESG打分?但随着投资阅历的增长,以及看公司数量的上升,我们越来越觉得ESG本身和我们看公司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并不矛盾的,甚至还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思路。

彭俊斌:ESG本身关注三个大指标——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实际去看投资标的中,我们可能更重视的是公司治理,我们会关注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创业初心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黑历史?股权结构是怎样的?有能力的人有没有在分配上得到体现?公司是不是一言堂?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治理问题,我们在研究中都特别关注,这些对公司的短期表现可能影响不大,但对长期的竞争力一定是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再比如环境,在供给侧改革前,环保在企业经营中的权重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当政策变化、环保趋严之后,此前重视环保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奖励,这也成为后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再比如说社会因素,我们在研究某矿业企业的时候,企业的负责人讲,“我们在海外开矿过程中,最终能够平稳生产,有一部分因素也是和当地的社区和睦相处,我们给社区的居民提供工作,帮他们升级自己的产业,捐资帮助他们提升落后的教育系统。最后,我们的生产受的影响很小,而某同行每年因为当地居民示威导致停产的天数就比我们多很多。我们理解,ESG因素对于长期价值投资者尤其重要,这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长期看ESG打分高的企业确实会有超额收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深入研究ESG。

8、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化遭遇挑战,通胀长期化

Scarlett: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宏观,你们如何看逆全球化的趋势及影响

彭俊斌:最近这些年由于国家竞争这种长期因素,以及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这类短期因素共同的影响,确实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逆全球化会对效率带来很大的阻碍,全球化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而逆全球化一定会带来效率的下降。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意愿上讲,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肯定都希望保持全球化继续往前走。如果事与愿违,中国有几件事情可以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需求不足压力。一是继续提高自身产业竞争力,积极争取欧美市场;二是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打通国内循环;三是努力开发一带一路,带领新市场壮大,享受新市场红利。这也就是2020年中央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信把这些事情做好,还是能够化危为机。

Scarlett:过去两年欧美通胀水平较高你们如何看待未来通胀趋势?

彭俊斌:过去两年由于疫情、俄乌战争、能源转型和货币超发等因素导致全球通胀高企,这已经是事实。在美国超快加息后,通胀有所缓解。如果从长期看还有一些因素会对通胀有重要影响。第一个是逆全球化会导致要素分配不市场化,影响效率;第二个是全球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不充分;第三个能源转型也将助推通胀;第四个较高的通胀也有利于全球债务的降低。基于这些因素考虑,可能通货膨胀会成为未来较长期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对中国来说,通胀主要来自于上游的能源、矿石等大宗商品,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外面涨国内就也得涨;中游方面国内制造产能不仅不缺还很卷。未来中国更可能呈现的是上游输入性通胀,中游保持稳定的状态。我认为这也是这几年为什么国外通胀高企,国内通胀可控的原因之一。

9、
“三期叠加”遇上“三重压力”
中国转型宏观的海水与火焰
Scarlett你们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或者状态
彭俊斌:中央对中国发展阶段有很好的的定位,中长期一点的“三期叠加”和中短期一点的“三重压力”。三期叠加是指: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重压力是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面临三期叠加的经济阶段,国家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从高速增长变成高质量增长,从依靠投资逐渐转向依靠创新的结构改革,从杠杆大幅升高到杠杆增速放缓。整个转变过程很漫长,需要很多基本政策和机制的改变。例如:创新型的经济需要提高科研转化效率,这就需要配套的机制。科研人员可以拥有在科研院所研究成果70%的权益甚至更高,这会大大激发科研成果的转化。
面对短期一点的三重压力,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兼顾供给和需求。供给侧我们从2015年就开始做改革,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努力从供给侧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近期我们也看到出台了很多需求方面的政策,包括促进消费、给地产松绑、减税降费提高需求的政策。
转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蜕变的过程,需要有更多耐心。
Scarlett:在这种大环境下,资本市场还有机会吗?
方芳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创新型的企业会越来越依赖资本市场而不是传统的银行。创新企业有较高的风险,但成功了也有非常高的回报。银行用贷款来支持这类企业的话就不划算,因为如果企业失败了本金就没了,但企业成功了也就只能拿回本金和利息。而资本市场则可以用少数高回报的企业来填补其他企业失败的风险。所以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中国也是要大力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发展的地方就会有机会。科技驱动的行业ROE水平相比过去由杠杆驱动的行业有系统的提升,这会提高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水平。
Scarlett:具体的机会在哪些行业呢?
彭俊斌:如果是1~3年,在结构转型前半段,我认为安全和发展要兼顾,安全就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信息安全等等。转型进入后期后,与发展相关的机会就会更加突出,科技、消费、制造、医疗、出口等等。
Scarlett:最后一个问题哈,你们如何看待港股?
付瑜:从投资的角度看港股现在有很多较好的机会,很多较为稳定的股票股息率,还有一定的成长。从交易的角度,确实存在外资撤出导致的短期下跌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资本最终还是追求回报的,只要投资周期够长,短期的下跌就不是问题。低估股票的下跌带来更好的加仓机会,也会带来更好的回报。我们乐于看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继续下跌,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

彩蛋

Scarlett: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最后一个环节,希望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每个人讲一点就好了。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一年中,你们觉得什么最难?

方芳:社交最难。我有点社恐,但是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和LP、渠道、服务商各种人打交道,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

付瑜:最难的是牢记初心,长期坚持做一件对的事情,能像老巴和芒格一样几十年如一日,不懈怠,不着急。

彭俊斌:中国经济面临一些结构调整的困难,要说服投资人进行投资异常艰难。

Scarlett:第二个问题是,过去的这一年中,你们最骄傲的是什么?

方芳:最骄傲的事情是我们以终为始搭建了谦象的团队,公司的投资理念和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付瑜:最骄傲的是目前投资我们的所有客户都是挣钱的。我们对自己的考核并不是把规模放在第一位,我们认为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赚钱客户的占比,以及客户的长期年化收益。这也要求我们,在市场风险大的时候,能够抑制住扩张规模的冲动,但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更加积极。

彭俊斌:虽然资本市场不景气,我们团队还是保持了旺盛的研究战斗力,持续深度研究。

Scarlett:未来你们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好的是什么?

方芳:我们的讨论可以更激烈一些。

付瑜: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的是继续优化我们的时间分配。基金成立之初毕竟有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占用了我们宝贵的研究时间,随着我们人员逐渐到位,三位合伙人要把时间继续向投研方面倾斜,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相信后续我们会做的更好。

彭俊斌:研究永远都可以做的更好。

Scarlett:好的,谢谢大家

合格投资者声明暨风险提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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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2)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2、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1)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慈善基金;
(2)依法设立并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投资计划;
(3)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二、根据我国《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托计划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如下:
1、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2、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
3、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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