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爱雕琢价值投资岁月的光与影——谦象周年访谈
2023-09-12
2020年1月,前润晖投资(Cephei )董事总经理方芳创业
2021年6月,前泰康基金经理付瑜、彭俊斌加入团队
2022年8月,谦象资本获中国证监会注册备案通过
2022年9月,谦象开业,谦象品牌正式独立运作
时值谦象开业一周年之际,谦象IR总监Scarlett带着投资人关心的问题对三位合伙人进行了一次内部访谈,访谈实录如下:
Scarlett:再过几天谦象开业就满一周年了,咱们今天掏掏心窝,聊聊投资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投资人在刚接触我们的时候,经常问“你们三个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
方芳:我们三个人是清华校友,相识很多年了。因为三个人都有大型长线投资机构工作的经历,我们的投资理念、底层价值观也都比较一致。所以今天三个人能走到一起,我们都希望能通过三个人的相互学习、深度讨论、认知提升来践行价值投资。
彭俊斌:而且两个人不好,两个人总会有一大一小,很难有一个平衡,但是三个人会相对平衡,没有绝对权威,可以充分讨论。大家都知道,三在中国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三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Scarlett:那你们三个又有什么不同呢?
方芳:其实我们三个人经历和性格都不太一样。做投资经理前,我做了很多年研究,从业十多年看过地产、建材、医药、软件行业;付瑜在卖方做了5年地产分析师,之后在泰康看地产、金融、可选消费,后来成长为投资经理;俊斌经历更丰富一些,先在实业做了三年工程师,之后看电子、机械、军工行业,后来在公募做过基金经理,在泰康也是投资经理。所以大多数行业我们都有覆盖。
彭俊斌:性格上我保守一些,方芳乐观点,付瑜居中。所以我们这组合挺好。如果背景经历相同,性格也差不多,那很容易共振,悲观的时候都悲观,乐观的时候更乐观,相比之下,现在这个三人组合会更加理性客观。不同的背景让我们总有第三只眼来看原本自己熟悉的行业,可以更客观地减少很多思维的盲点和固有的偏见。
Scarlett:是呢,你们性格不同,爱好也不一样吧?
方芳:我很喜欢去看企业,跟企业家聊天。跟企业家学习、陪伴企业成长会让我很开心。
付瑜:我主要的爱好就是体育了,平时打打羽毛球,此外新学习了太极拳,觉得很好,进入了不一样的世界。现在人大部分都被外在的东西评价,很少去关注自身内心的感受,太极拳是能让人关注自我内心,能让人静下来的很好的修炼方式。
彭俊斌:看书是我比较放松和舒服的事情,可能还是对未知的好奇和掌握新的事物本质的快乐。
Scarlett:那你们从大平台到现在的小团队,有没有不适应?
方芳:其实没有什么不适应。大平台资源多,但是大家能坐下来深入讨论的机会不多。小团队是主动出击,我们每周会研究一个子行业,每个人看这个行业里面的主要公司,写深度报告、然后讨论、比较分析。如果觉得机会很好,我们再去找卖方讨论,去公司调研,去做上下游的访谈。小团队里的我们学习更加主动,成长也更快。
付瑜:我们这样实践已经2年多时间了,两年间写了70-80篇深度报告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之间优中选优,更快的发现好机会。其实能找到成长空间广阔,竞争地位稳固,盈利模式清晰,公司治理优秀,财务管理稳健,同时又能满足长期复合回报至少15%要求的公司,本来就很少,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寻找优秀公司,等待好的击球点。
Scarlett:很多投资人都特别好奇,咱们怎么取的“谦象”这个名字?
方芳:谦是谦虚,意思是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象,具有智慧且是动物界中比较长寿的动物,更重要的是象是群居。因为谦象是合伙人的文化,我们希望保持谦虚的心态把价值投资一直践行下去。大象看起来动作迟缓,但是每一步都走的坚实,久久为功。这个名字包含了我们成立谦象的初心。
Scarlett:为什么选了这样的一个Logo呢?
方芳:大象的鼻子卷曲起来,形状上是个是α,Alpha也是我们价值投资的目标,我们的投资收益追求的是Alpha不是Beta。另外这个形状也是无穷大的意思,想表达我们对价值投资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Scarlett:其实国内有类似组织架构的私募并不多见,谦象的投资决策机制是什么样的?
付瑜:我们这个团队的组合,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胜率。三个人在一起,是兼顾了效率和效果,减少了彼此思维的盲点的同时也降低了彼此的思维惰性。
彭俊斌:我们的投资委员会的投资流程是,在讨论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同意买的时候才会下单买入,而卖出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觉得需要去卖出,就有权向投委会提出卖出要求。一旦遇到我们三个人独立看过、都认为不错的机会,我们也会毫不犹豫的上仓位;而当某个人从经验、直觉、数据等感知到危险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这样做决策会相对比较保守,当然在大牛市后段泡沫化阶段可能比较吃亏,但在震荡市、熊市等我们的表现会更好,拉长来看一个牛熊周期,我们的复合回报反而会领先。
Scarlett: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出现观点的分歧吗?
付瑜:历史上我们三个人遇到分歧是十分常见,投资流程上处理的原则上面已经讲了。我们经常会面红耳赤讨论某个标的,但我们都一致的严格遵守我们的决策过程。历史上也有相当多的标的,我们覆盖和讨论了很久,但最终因为分歧也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投资之列。
Scarlett: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付瑜:比如我们之前讨论过一家做隐形牙套的企业,这是一个新兴消费行业,国产品牌一度增速很快。我们几乎访谈了产业链上所有的标的,以及医生群体,最后在集采的影响、利润率的假设等方面始终达不成一致,中间甚至也出现我们共同听了一个专家的访谈,但不同的人却得出相反的理解结论这样的情况。最终我们没有投资,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保持对这个行业的跟踪和学习。这样的例子其实挺多的。
彭俊斌:从结果上拉长看,我们当初有分歧的公司,最终一定是都没有买。但最终这些标的,真正基本面超我们预期的框架的,只有一两个标的。绝大多数企业最后没有买,至少从现在看都是对的。
Scarlett:能展开讲讲咱们这个不招研究员的研究模式吗?
付瑜:我们这个研究模式和传统的机构不太一样,我们不招研究员,所有的研究和投资都是我们自己做。传统的明星基金经理+研究员的好处很多,比如分工明确,研究线索广泛,尤其是对变化很快的行业,人手多肯定不是坏事。理想模式下,研究员作为行业专家,选出行业内有超额收益的标的,投资经理都仔细研究以后做行业和公司比较,最终形成组合。
彭俊斌:但凡事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信息传递是有偏差和损失的,况且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也不同。在纸面上看纪要和财务报表固然重要,但现场去感受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多维度信息,有些信息可能是年轻的研究员关注不到但是又很重要的。很多机构强调投研互动,就是研究部给投资部的传达,但无论怎样传达,都无法达到100%,都不如投资经理事必躬亲。毕竟我们投资规模是很大的,管理的是投资人委托给我们的钱,我们平时去买一件衣服,买一个房子还要了解,去比价,去实地多角度看,更别说每一个投资决策实际背后比买衣服买房大得多,责任更大。
付瑜:在投资中,每个人都有思维死角,如果犯了逻辑性错误是对投资收益的巨大伤害。因此,每一个投资决策都需要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深度的讨论和推演。能够深入推演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对所投资标的了解深入,才能够产生碰撞。如果对标的不够了解,基本上讨论很难有效。有些机构有过这种场景:研究员讲报告,投资经理讨论学习,但整体的效果其实一般,核心是投资经理没有足够的信息参与讨论,而且当参与人数太多,讨论效率会变低,开会里面玩手机的也不在少数。
再就是,因为是长期投资,一旦买入,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后续需要大量时间去跟踪,才能持续陪伴企业成长,才能拿的住。回顾历史,很多牛股涨了很多,但核心是几乎很少有人上足够的仓位,或者是吃很长很大的一段。而集中投资后,投资经理后续要拿出很多时间陪伴公司成长,不断提高对产业和公司的认识,只有深度参与,才能形成对产业的深刻理解,这不是研究员能代替的,也是投资经理自我不断提升的过程。
方芳:事实上,我们选择了一条看似比较慢的路,每个子行业我们都一起去学习去认知,去找资源深刻认识,这个过程很难走捷径。不亲自做过的数据没感觉,不亲自见过的企业理解不深。当然,历史上这种模式用的很少,但却有成功的先例。例如巴菲特和芒格的企业就没有研究员,但他们几个核心合伙人也能够管理好几千亿美金的基金,并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Scarlett:那你们现在怎么分配你们的精力?
付瑜:公司平时的上班时间比较灵活,因为大家是自驱的。往往我们会错过早晚高峰上下班,因为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也不打卡。工作上,平时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做案头工作,比如读企业的年报,或者相关行业的书籍,了解行业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和企业、专家等交流,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讨论公司标的。我们总体还是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够更好地平衡,保持好身体不焦虑,拉长我们自己的职业寿命。
Scarlett:那咱们这么少的人,市场上各种投资机会,能跟过来吗?怎么获得研究线索呢?
付瑜:作为小团队,我们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日常的研究,我们是很聚焦的,聚焦在好公司上。什么是好公司?我们觉得穿越周期看,ROE在8-10%以上的算是好公司门槛。A股,港股以及美股,大概5000-6000家中国公司,能到到这个门槛的,也就是10%左右的公司,这500家公司构成了我们的基础研究库。我们每周或者每两周讨论一个子行业,每年亲自能够写40-50家公司的深度报告,扩展我们的深度覆盖面,尽管大多数的投资研究结论都是不投,有的是因为估值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公司治理担忧,有的是因为行业的竞争格局问题等等。加上我们之前分别有十几年的积累和跟踪,使得我们对这些好公司的投资点、长期治理以及核心竞争力很熟悉。好公司不能成为好标的的唯一问题就是估值贵,我们也会耐心等待击球时间点,不追高。由于对这些公司很熟,使得我们能够在出现机会的时候比较坚决,不用重新花时间研究跟踪,而且我们都亲自看过写过讨论过,投研转化效率可以很高。这部分的投资机会贡献我们股票池的60-70%。
第二,产业链的调研。我们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产业,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调研,和企业家交流。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始终相信智慧来自于产业。我们比较关注长期的产业趋势,以及产业上价值分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变化。我们不少的投资标的也来自于产业链的验证和推荐。比如去调研地产企业,在和地产行业高管交流过程中发现了上游供应商的投资机会,由此我们很早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标的——中国做造价领域的SaaS龙头。再比如,我们和一个建材公司长期交流过程中,发现他的一个兄弟公司,是做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企业,存在重大的投资机会,最后经过深入研究,转化成了投资标的。同样,在医药领域的调研中,我们也提前发现了外包行业的机会。产业链的调研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产业的认识更深刻,找到价值链集中的方向和趋势,同时也会避免一些投资风险。某种程度上看,避免投资风险和找到投资机会同样重要。比如新能源车的产业链调研,我们发现竞争格局是持续内卷恶化的,尽管产业在持续做大,但行业内现有的玩家能否成为胜者,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产业链调研部分得到的投资机会贡献我们股票池的20%-30%左右。
第三,同行圈子交流。因为我们做研究比较深入,从业时间也比较长,圈内很多朋友还是喜欢不定期找我们交流讨论投资观点。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投资灵感,进行再研究。这属于机会型的研究。这部分标的,现在占我们股票池的10%以内。
Scarlett:投资人普遍关心地产的情况,大家对地产有丰富的研究经历,怎么看待当下的地产?
方芳:站到现在的时点看,边际影响最大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行业前端的销售经过2022-2023年,绝大部分有月报披露数据的上市企业都下滑了30%-80%,微观调研我们觉得两年时间全行业的销售已经腰斩了,销量回到了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水平上,尽管短期可能还有波动。但后续的施工、投资和竣工的调整依次靠后,长期看竣工水平和销售水平应当是平衡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调整。随着政策的托底,加上低基数期,数据上一二手房销量都会企稳。
付瑜:地产风险对于宏观的传导,我们认为和日本9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地产的危机对经济、民众的信心、资本市场以及银行系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核心问题是在没有处理关联风险之前就主动戳破地产行业的泡沫。而我们的应对和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看最近10年的政策脉络,13年以后,中国不断处理系统性风险。从三四线的地产库存问题,到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再到18年资管新规,解决影子银行问题,再到20年开始,处理房地产行业的问题。13-15年主要处理的是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问题,棚改货币化等方式化解了库存,居民也一定程度加了一些杠杆。16-17年开始处理产业链上的风险,我们如果回溯历史,那个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过剩产能”,不少研究机构当时测算,钢铁、煤炭、有色、化工、水泥等领域的坏账达到了10万亿级别。通过供给侧改革,行业竞争格局大幅优化,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如果现在看这些企业,比起当时动辄60%-80%的资产负债率,行业一有周期性波动利息压死人这样的窘境,现在他们过得其实很不错了。地产周期有下行,这些企业也就是少赚点钱,但现金流和报表却是很健康的。18年以后,更大的改革是资管新规。从清理高收益信托开始,到影子银行、资金池问题的解决,时至今日大部分的资产和负债是一一对应的。这也解决了房地产行业发生风险导致的金融系统传染的问题。21年以后,个别房地产企业开始出险,实际上我们看到调整至今,整个金融体系还是运行良好,社会稳定,链条上的企业可能有受损,但比起日本还是要好太多了。这主要归功于我们的政策在一步步拆弹,试想如果前面的工作没有做,21年地产行业的调整,首先带来的将是“过剩产能”企业的崩溃,进而传导到高收益信托,影子银行理财等,最后全面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民众预期。而10年的政策铺垫和执行力,使得这次地产的调整带来的震动降低到了最小。
彭俊斌:如果站在90年代末期,当时经济也面临大的转型。当时纺织服装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一度贡献了50%的外汇来源。后来企业兼并重组,工人工龄买断下岗,一度也让人有过短暂彷徨。但此后,中国经济开始了向重化工业、房地产的转型,开启了黄金10年。站在当下,我们一样处在转型的阶段。10年前中国主要出口的东西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产业升级非常明显。从数字上看,新兴产业这5年都是两位数到三位数的增长,即便是开始只占1%权重,5年之后的权重也很可观。而地产及地产链在调整3年后,对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减弱。最终大家也许看到GDP增速平稳,但结构有大不同,实现产业升级后,我们的发展会更持久。
Scarlett:咱们怎么看ESG?
方芳:我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发达国家市场为什么如此重视ESG,把公司盈利确认好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需要去关注一些其他的指标?为什么要关注ESG打分?但随着投资阅历的增长,以及看公司数量的上升,我们越来越觉得ESG本身和我们看公司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并不矛盾的,甚至还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思路。
彭俊斌:ESG本身关注三个大指标——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实际去看投资标的中,我们可能更重视的是公司治理,我们会关注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创业初心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黑历史?股权结构是怎样的?有能力的人有没有在分配上得到体现?公司是不是一言堂?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治理问题,我们在研究中都特别关注,这些对公司的短期表现可能影响不大,但对长期的竞争力一定是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再比如环境,在供给侧改革前,环保在企业经营中的权重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当政策变化、环保趋严之后,此前重视环保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奖励,这也成为后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再比如说社会因素,我们在研究某矿业企业的时候,企业的负责人讲,“我们在海外开矿过程中,最终能够平稳生产,有一部分因素也是和当地的社区和睦相处,我们给社区的居民提供工作,帮他们升级自己的产业,捐资帮助他们提升落后的教育系统。最后,我们的生产受的影响很小,而某同行每年因为当地居民示威导致停产的天数就比我们多很多。”我们理解,ESG因素对于长期价值投资者尤其重要,这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长期看ESG打分高的企业确实会有超额收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深入研究ESG。
8、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Scarlett: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宏观,你们如何看逆全球化的趋势及影响?
彭俊斌:最近这些年由于国家竞争这种长期因素,以及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这类短期因素共同的影响,确实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逆全球化会对效率带来很大的阻碍,全球化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而逆全球化一定会带来效率的下降。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意愿上讲,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肯定都希望保持全球化继续往前走。如果事与愿违,中国有几件事情可以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需求不足压力。一是继续提高自身产业竞争力,积极争取欧美市场;二是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打通国内循环;三是努力开发一带一路,带领新市场壮大,享受新市场红利。这也就是2020年中央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信把这些事情做好,还是能够化危为机。
Scarlett:过去两年欧美通胀水平较高,你们如何看待未来通胀趋势?
彭俊斌:过去两年由于疫情、俄乌战争、能源转型和货币超发等因素导致全球通胀高企,这已经是事实。在美国超快加息后,通胀有所缓解。如果从长期看还有一些因素会对通胀有重要影响。第一个是逆全球化会导致要素分配不市场化,影响效率;第二个是全球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不充分;第三个能源转型也将助推通胀;第四个较高的通胀也有利于全球债务的降低。基于这些因素考虑,可能通货膨胀会成为未来较长期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对中国来说,通胀主要来自于上游的能源、矿石等大宗商品,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外面涨国内就也得涨;中游方面国内制造产能不仅不缺还很卷。未来中国更可能呈现的是上游输入性通胀,中游保持稳定的状态。我认为这也是这几年为什么国外通胀高企,国内通胀可控的原因之一。
彩蛋
Scarlett: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最后一个环节,希望你们再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每个人讲一点就好了。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一年中,你们觉得什么最难?
方芳:社交最难。我有点社恐,但是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和LP、渠道、服务商各种人打交道,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
付瑜:最难的是牢记初心,长期坚持做一件对的事情,能像老巴和芒格一样几十年如一日,不懈怠,不着急。
彭俊斌:中国经济面临一些结构调整的困难,要说服投资人进行投资异常艰难。
Scarlett: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你们最骄傲的是什么?
方芳:最骄傲的事情是我们以终为始搭建了谦象的团队,公司的投资理念和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付瑜:最骄傲的是目前投资我们的所有客户都是挣钱的。我们对自己的考核并不是把规模放在第一位,我们认为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赚钱客户的占比,以及客户的长期年化收益。这也要求我们,在市场风险大的时候,能够抑制住扩张规模的冲动,但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更加积极。
彭俊斌:虽然资本市场不景气,我们团队还是保持了旺盛的研究战斗力,持续深度研究。
Scarlett:那往未来看,你们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好的是什么?
方芳:我们的讨论可以更激烈一些。
付瑜: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的是继续优化我们的时间分配。基金成立之初毕竟有不少事务性的工作占用了我们宝贵的研究时间,随着我们人员逐渐到位,三位合伙人要把时间继续向投研方面倾斜,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相信后续我们会做的更好。
彭俊斌:研究永远都可以做的更好。
Scarlett:好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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