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本质是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诸多环节，通过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开展规模生产，以满足规模化的市场需求。
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战乱不断、四分五裂，殖民战争、变法与革命、军阀割据绵延近100年，其间，中央政权从未完成实质统一与中央集权，国家能力缺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和民国并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到1949年建国前，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实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与体系。历史的看，从建国后到新时代之前，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大致可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因这两个时期的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与外部国际环境不同，工业化的路径与特征有显著差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工业净产值45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仅12.6%，近70%的产出来自农业，9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以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制造基地上海为例，上海88个工业行业中绝大多数是轻工业，主体是纺织、造纸、卷烟、火柴、肥皂、面粉、橡胶、皮革 8个行业，但冶金、机械、钢铁、电气、化学等重化类基础行业建设并没有明显进展，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安全成为工业建设的中心任务，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指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策略性选择。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分别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和美欧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开放，而夹在两个时期之间的是孤立无助的1960s。在历经50年代的苏联援助、50年代末的地方工业化、60年代的三线建设、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后东南沿海轻工业建设的艰难历程后，到1978年，中国初步建成了相对完整的规模化的重工业体系和一定基础的轻工业。1、重工业优先与苏联援助
二战后，世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两极格局。1949年建国之初，新中国对苏联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彼时，面对从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多次向苏联请求援助未果。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开始展开大规模经济和军事合作。苏联同意援建中国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化工、机械和军工等第一批50个重点项目。同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1953年战争结束，志愿军付出巨大牺牲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实现了以战遏战的战略意图。在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和外交上默契配合，在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越来越多。抗美援朝结束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更大规模的援助更是接踵而至。1953年开始，苏联采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对华进行重工业项目建设的援助。其实，在“一五计划”酝酿期间，高层内部曾出现“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重心，以积累资本”的声音。但基于对和平不会长久的的判断，苏联快速工业化的经验引起了领袖的兴趣，朝鲜战争也使高层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急迫感，决策层随即在重工业优先的方针上达成了共识。客观上，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情况下，中国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加上1950-1953年实施的第一批项目，“一五计划”期间，中苏共达成“156个技术转让项目”。这些重工业项目的资金、设备、技术与知识援助协议折合54亿美元，占1949年中国GDP的45.7%和工业产值的144.3%。第一批援助项目采用贷款的形式，之后的项目采用贸易的形式，在1959年前向苏联供应约定数量的矿产资源与农副产品。为保证安全，经中方争取，项目选址分布在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陆地区（陕西、山西、甘肃）。资料来源：《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一一156项建设研究》，董志凯，吴江156个项目以军工、能源和机械为主，包含军用产品、航天航空、冶金、机械、制造、电力、煤炭和石油化工等行业，涉及900余个大中型项目的配套。
图：156项工程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0-1957年，我国实际建设了150个苏联援助的项目，到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一半以上的项目已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
图：156项工程概览
资料来源：《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一一156项建设研究》，董志凯，吴江
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果丰硕。军事工业能够批量生产海陆空三军所需的制式装备，中国军队不再依赖进口武器。民用工业上，从无到有创建了多个重要的产业部门，诸多基础工业品产能显著提升——发电装机容量、煤炭、钢铁、化工的合成氨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能大幅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生产机器的机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兰州石油机械厂......一系列机械工业项目生产的工业母机使得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生产发电设备、汽车、重型机械、拖拉机、矿山设备的能力，形成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不容忽视的是，工业化初期资本存量少，需要资本原始积累进行投入，这是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的问题。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重心的工业化路线可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再按次序发展重工业，但过程相对缓慢。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注定要解决资本原始积累。
建国之初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者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只有依靠国内“高积累、低消费”。建国后的土改和三大改造打掉了地主、买办等食利阶层，唯有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来发展重工业。这客观上要求通过农村集体化运动改变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将农村、农民与农业组织起来，以降低粮食征购的交易成本。
“所谓的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
“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毛泽东
“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
——陈云
除解决资本积累外，还要确保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工业领域，以及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保障以维持社会稳定。
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决定了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即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赶战略，全面推行农村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以垄断社会资源，控制社会生产。
2、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1949年刚建国时，国民经济接近崩溃，工业凋敝、农业萎缩、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土匪恶霸及反革命残余势力有待肃清。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1949-1952年工作重心放在了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领导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政治性均分土地，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同时，通过统一财经、控制金融体系、统一调度物资和统筹安排就业等，中国初步建立了计划经济的制度性框架。由没收官僚资本而来的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对私人工商业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的也在全面推进，1952年，由计划机制支配的经济活动比重已接近50%，经济初步走上计划轨道。表：1952年计划机制支配的经济活动占比
到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主要产品产量大大超过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
1953年，“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早、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集中计划的轨道。
1953年，为应对粮食收购危机，中央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管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经营粮食，在农村征购粮食、在城市实行配售。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统购统销这一危机处理措施转变为长期政策，使农民首先走上集体化道路，而国营、合作社商业的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63.7%进一步上升到1954年底的89.8%。当时的私营工业2/3为轻纺工业，在供销两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掌握了70%的粮、油、棉、纱等重要原料，又控制了市场，民族资本家很快接受了公私合营。
1956年，三大改造提前完成，新民主主义正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逐步实现。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成型。
在实现国家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基础上，依托于城市街居制、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等社会制度，国家完成了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形成。在“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统配的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业从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
3、地方工业化与赶超实验
自1956年的苏共20大起，中苏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争论。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相关事宜上，中苏屡有摩擦。1956年，苏联根据中苏条约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在东北的军事基地。1957年，苏联断崖式减少了对华FDI，但苏联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还在。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东部沿海搞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军事长波电台，因涉及主权问题被中方拒绝。苏联对华FDI中断使前期的工业固定资产投入可能成为烂尾工程。对此，中国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独立自主搞科技攻关与工业化建设。集中劳动力来替代部分资本以维持工业化进程不中断成为了当时的选择。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让地方政府也参与工业化建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会议提出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缩小城乡差别。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8月的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达到 6500亿斤， 每人1000 斤；在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号召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至此，形成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方针。与地方工业化的方针相配套，中央将财权、计划管理权权、企业自主权、人事权等一系列权力下放到地方，号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利用政策来加快发展。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1958年，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由1957的29%上升到55.7%图：1953-1976 央地财政收支情况
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各地建立，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整个国家由一个松散无序的农业社会结构改造成一个组织严密、指挥统一的准军事化组织。在自上而下举国工业化运动中，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冒烟办工厂，地方工业和农村小工业遍地开花。其中，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发展异常迅速，到1959年，全国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但是，当时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工业化建设的管理经验，突然的放权也没有给地方干部学习机会。同时，市场已经彻底消失，中央计划也对地方失去了足够的约束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工业建设任务，以高压推行高指标，许多地方干部凭借主观意志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瞎指挥。为了夸大政绩，虚报风和浮夸风盛行，甚至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媒体也推波助澜，不断放“高产卫星”，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上万斤”。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掀起了几千万人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甚至不惜毁林毁田。
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从1957年的29.6%膨胀到60年的44.5%，但在1961年又断崖式跌回31.9%。由于大量农民参与大炼钢铁，粮食总产量从58年的近2亿吨跌到61年的1.3亿吨。
1960年，中苏交恶，北戴河会议期间，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专家并带走重要图纸，中国需要提前偿还对苏联欠债，工业化进程遭遇巨大冲击。但在基层狂热的气氛中，层层瞒报，决策层难以掌握真实的生产数据，过高估计了粮食产量。于是，粮食征收指标继续提高。1960年到1962年，用粮油+其它食品、矿产+五金分别折价21亿、14亿新卢布偿还了苏联债务。按当时国际市场粮价，21亿卢布约为800万吨粮食，相当于4000万农民一年的口粮。“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了大饥荒，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图：粮食总产量（1949-198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虽然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在农闲季节兴修了大量的水利与交通设施，工业化进程也得以勉强维持，但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不小浪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遭到重大挫折。1960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基本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24.6%，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20%，每百元工业产值的生产费用上升10%，每万元工业产值的电力消耗上升37.6%。为摆脱困境，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关停了一大批效益差、消耗高的工业项目。1962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到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全国关停的工厂达4.4万个，占1960年9.6万个企业的44.8%。中央提出“人民公社一般不办企业”，大部分社办企业解散，减少到11.7万个， 让工人回归农业生产，允许部分农业私营经济从集体化中退出。到1966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五七指示”中又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社办企业再获发展。1976年，社办企业达112万个，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达2000万人左右。按不变价格计算，1966年到1976年，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4、峭壁边缘的三线建设
整个1960s是中国国际关系低沉的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技术对华全面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后，1964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派兵进驻蒙古，印度也不断袭扰我国边境......苏联的部分战略导弹指向主要大城市和军事设施，试图对我国建设中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核阴云笼罩。美国同中国周边国家结成反华同盟，布局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中国紧缩包围圈。1964年，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不断袭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然而，1949年后，中国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和国防基地大多位于东北、内蒙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大部分工业也将被摧毁，而其他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无法支撑后续有效反击。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过去最可靠的大后方成了战备前沿。
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三五”计划的重心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作出了在大后方建设“三线”基地的战略决策，对沿海一线和中部二线建设采取停、缩、搬、分、帮的方针，集中人力物力投入三线建设，将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形成三线并存的工业布局。争取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在内地建起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另外，中央决定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
三线建设涵盖13个省、自治区，到70年代中期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工业基本建设投资767.6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47.7%，接近一半。
尽管，三线建设只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转移，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受限于交通和资源要素禀赋，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综合建设成本高，需要大规模投资，经济效益低下，但却是基于国防目的极其必要的国家战略调整。
三线建设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炸不垮、打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国防后方基地，极大增强了国防实力，对虎视眈眈的美苏及周边国家形成了威慑力。
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批喷气式歼击机、第一门远程火箭炮等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布局在三线地区。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5、70年代的转机
进入70年代，国际地缘格局改变，西方国家为应对苏联威胁，重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美苏争霸的矛盾为中国提供了战略窗口期，中国也于1972年开始恢复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70年代初期，中国制定了“四三方案”来调整“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向西方贷款43亿从日本、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和单机设备和技术，由这些先进技术装备兴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和引进的西方资本布局在工业化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1977年，又制定了更大规模的“八二方案”。由于财政底子薄弱，因偿还这两次贷款伴随而来的是财政和经济危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资本原始积累有限，财政入不敷出贯穿于整个建设时期。60年代的核武器研发投入、大三线建设、偿还苏联援助贷款、中印边境战争和援越战争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为应对财政和经济危机，几次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乡土社会的承载能力发挥了缓解城市就业和财政压力的作用。经过30年艰苦的工业建设，1952-1978年，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到1978年，工业占GDP比重已达44%，在总量上实现了工业占主导以及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的目标，中国摘掉了农业国的帽子。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排名中，粗钢第5名，煤第3名，原油第8名，电力第7名，水泥第4名，化肥第3名，棉布第1名。表：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情况(1952-197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统计六十年》
表：中国工业总产值及轻重工业比例变化情况（单位：亿元、%）(1952-1978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总体上，建国后的30年，在国际环境恶劣、周边战争不断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安全。
50年代、70年代先后通过贷款的形式引进苏联和西方的工业设备和技术，相当于先后对苏东、美西两大阵营开放，前后承接了苏联和西方的两次产业转移，通过提取农业剩余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在集中式的举国体制下初步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为80年代以后的工业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奠定了工业化骨架和物质基础。值得说明的是，建设时期的重工业优先、赶超实验、三线建设等并非是陷入西方主义话语体系的流行观点所定义的那样——脱离经济理性的主观意志使然，也绝不是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注定失败”能一言以蔽之的，更不能生搬硬套“工业化应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起点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教条。毫无疑问，脱离内外部环境的历史条件来评价特定时期的政策是否具备经济理性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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