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帝王家族掌控政权、门阀贵族横行的家族政治是常态。比如在沙特阿拉伯等王朝，权力就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代代相传。

而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家族政治仍在“民主”国家存在，权力长期集中于某个家族，或在几个家族中流转。政治经济被若干盘根错节、利益相关的家族轮流把控，代际承袭。如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日本鸠山、小泉、安倍、麻生和福田家族，美国亚当斯、罗斯福、肯尼迪和布什家族。

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家族政治的运作方式在各国有所不同。

在日本，政治家族以血缘、婚姻、籍贯和师生关系构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安倍家族与岸家族、佐藤、吉田、麻生家族有亲缘关系，福田、鸠山、小泉等家族则与安倍家族有师生、同僚等渊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政治家族们除了家族纽带外，与华尔街的大财团们关系紧密，以获得雄厚的财力支撑。当然，有的政治家族通过长期积累自身也成了财团。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低配版”的选举政治下，家族政治广泛存在于地方邦，而全国层面最典型就是垄断国大党的尼赫鲁-甘地家族，他们藏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背后，曾借助一党独大的国大党实现长期执政，一代接着一代办，一届接着一届干。

一、尼赫鲁-甘地家族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尼赫鲁-甘地家族并非是尼赫鲁家族与甘地家族通婚，而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于1942年嫁给费罗兹·甘地，这位费罗兹与甘地并没有血缘关系。按印度习俗，英迪拉婚后随夫姓，改姓甘地。

尼赫鲁家族属于婆罗门阶层，祖先考尔曾受莫卧儿帝国封赏，被提拔进入德里法院任职，御赐了一座德里运河边的住所。考尔因此被称为“考尔·尼赫鲁”，意为“运河边的考尔”，“尼赫鲁”的姓氏由此产生。

从考尔开始，尼赫鲁家族的男子世居高官，尼赫鲁爷爷是莫卧儿王朝任命的最后一任德里治安长官。尼赫鲁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工作，是一位律师兼富商。

19世纪末，在世界反殖民的浪潮下，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尼赫鲁的父辈在独立运动中崭露头角。莫蒂拉尔因积极领导民族独立斗争中而享誉盛名，他参与创立独立党，曾担任过国大党主席的职务，因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30年他第三次被监禁，获释后不久于1931年去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继承了他的遗志。

1936年，经甘地推荐，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成为甘地最亲密的得力助手与战友，他们共同带领国大党反对英国殖民者。他多次被捕入狱，先后被关押长达10年。

1942年，英迪拉在婚后也全身心参与独立运动，也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至此，尼赫鲁家族祖孙三代都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斗争中。

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核心，国大党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感召力。独立后至今，国大党共执政约55年，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这3代人在印度独立后先后担任总理长达37年9个月，国大党的党主席大部分时间也是由这3位以及拉吉夫遗孀索尼娅和拉胡尔先后出任。

图：尼赫鲁-甘地家族系谱图

不幸的是，英迪拉次子桑贾伊在1980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英迪拉与长子拉吉夫也分别在1984、1991年遇刺身亡。

图：英迪拉与两个儿子一家（左为拉吉夫一家，右为桑贾伊一家）

1990s以来，印度社会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国大党深陷腐败泥潭，其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断淡化，号召力下降，拉吉夫遗孀索尼娅与其子拉胡尔掌控的国大党一步步走向衰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2014、2019年的大选中，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4代——拉胡尔领导的国大党更是连续惨败，仅分别获得44、52个席位，很难想象这个政党曾在巅峰期赢得过400+席位。

2024年大选中，衰落的国大党几乎沦为二流政党，只能与20多个党组建“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来迎战如日中天的印人党。

二、尼赫鲁时期：

妥协的政治设计，未尽的社会革命

1、国大党接过殖民政权

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国大党以“民族独立大义”的印度民族主义对社会力量进行了广泛动员，领导人民投入到民族独立运动中。甘地、尼赫鲁以及国大党高层以西化的印度精英为主，由西化精英主导的国大党无意于全面革命，并未通过暴力革命全盘砸烂英印殖民者的国家机器，更未整体重建印度社会和国家，而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渐进“演变路径”掌握国家机器。

1937年和1946年，英属印度先后两次举行邦选举，由印度人选出各邦总理，国大党成为英印政府的资产阶级议会参政党。

1946年，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再也无力控制遥远的海外殖民地，同意向印度国民移交权力，成立了印度临时政府，由原印度总督任总理，尼赫鲁任副总理。

1947，在英国的操刀下，“蒙巴顿方案”出台，实行印巴分治，尼赫鲁当选为印度总理。1947年8月15日的子夜，尼赫鲁在国会宣布印度独立，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们与命运有个约定》：“当午夜钟声响起，全世界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将苏醒并迎接生命与自由。”

但“迎接生命和自由”的过程却充满了动荡和血腥。印巴分治后，伊斯兰教徒大批逃亡伊斯兰地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往印度教徒地区，印穆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和仇杀，据称至少有50万人丧生。

2、妥协的政治体制

独立运动时期，国大党把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作为崇高的历史任务，而独立时印巴分治引发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一惨痛教训深刻触动了印度政治精英，他们意识到，印度国内的民族、种姓、宗教、阶层呈碎片化，社会结构四分五裂，稍有不慎，印度可能继续分裂，政教分离和各宗教一律平等对维护国家统一至关重要。

3、搁浅的土地改革

4、孱弱的汲取能力

三、英迪拉时期：

铁娘子文治武功，国大党多次分裂

尼赫鲁去世后，国大党面临权力真空，党内随即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兰奇霍季·德赛对总理之位志在必得，这位德赛是党内右翼派领袖，早在1950s，他就明确反对尼赫鲁的财政改革计划。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卡马拉奇联合党的地方实力派（辛迪加派）排斥德赛，扶植相对好控制的夏斯特里上台。

1、文治武功

绿色、白色革命

面对农业生产的困难和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英迪拉集中力量开展“绿色革命”，调整重工业、基础工业与农业的投资比重，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机械化。经过1960s的农业改革及财政投入，农业生产恢复，粮食产量大增，扭转了1960s初粮食依靠进口的状况，印度由长期粮食短缺变成粮食出口国。

另外，英迪拉通过“白色革命”向学童提供牛奶，来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为其赢得了民心。

肢解巴基斯坦

英迪拉上台时，第二次印巴战争刚结束，印巴签署了《塔什干协议》，双方同意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但双方保持了敌对状态。当时的巴基斯坦正陷于分裂态势，巴基斯坦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军队长官都是西巴基斯坦人，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对此极为不满。

1966年，东巴基斯坦成立人民联盟呼吁实行联邦制、争取自治权和经济独立。1970年，在巴基斯坦大选中，人民联盟获得大胜，但在第二年与总统会谈要求自治时遭到拒绝。1971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实施了军事管制条例，逮捕人民联盟的骨干成员，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强烈反弹，英迪拉政府趁机通过了协助东巴基斯坦分离分子的决议。

为对抗与美国结盟的巴基斯坦，1971年3月，英迪拉政府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获得苏联政治及军事上的支持后，1971年4月，印军开始零散攻击西巴基坦，11月21日展开大规模进攻，12月16日，印军就战胜了东巴基斯坦的守军，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东巴基斯坦独立，孟加拉建国。

肢解巴基斯坦的成功，让英迪拉一时间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印度国内出现一股“英迪拉浪潮”，她的政治声望达到顶峰。

1975年的全国紧急状态

1970s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虽然绿色革命令印度底层人民的生活略有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与幅度都不足以应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尼赫鲁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遭遇重大挑战。

政治上，中央和地方矛盾日益激化。面对地方、宗教、种姓政党的崛起和地方分裂势力，英迪拉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她修改宪法以削减各邦在联邦框架下的权力；国大党中央政府指责反对党管理的邦“无法治及混乱”，强制执行“总统规条”夺回这些邦的控制权。这一时期，长期执政的国大党频繁陷入腐败丑闻，英迪拉次子桑贾伊也卷入其中。

经济上，印度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贫困，社会矛盾尖锐。民众及在野党对国大党政府的官僚主义、贪污问题及中央集权越来越关注，终于在1970s中期酝酿成一场席卷全印各阶层各党派、规模空前的反政府浪潮，游行示威的队伍甚至一度包围了英迪拉的府邸，国大党出现执政危机。

为平复国内的政治动乱及经济危机，英迪拉宣布实行全国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持续了19个月，包括RSS在内的各反对党和反对派组织被取缔，一批反对党领袖被英迪拉送进监狱，包括4位后来的印度总理，比如德赛、查兰·辛格等。

英迪拉的强硬镇压并未熄灭来势汹汹的政治浪潮，经历了一年多的全国紧急状态后，印度人民怨声载道，国大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动摇。1977年大选中，德赛和查兰·辛格拼凑的人民党联盟将英迪拉的国大党政府赶下台。

但松散的人民党联盟因权力分配和政策路线不同而持续内讧，没有推出有效提振经济的政策，联合政府仅维持到1979年就垮台了。

1980年再度复出

1977年，刚取得政权的查兰·辛格立即下令逮捕英迪拉和其次子桑贾伊。由于英迪拉被捕后经长期审讯却无法定罪，反而帮她树立了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形象。她发表公开讲话，为紧急状态时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

1980年大选时，国大党打出“只有英迪拉能把国家从混乱和动荡不安中拯救出来”。最终，英迪拉带领国大党赢得大选，实现政治重生。

英吉拉第二次执政后，痛感权力失而复得的艰难，更加执着地加强集权。她大力清除内阁中不忠诚的官员，继续用强硬的手段回击反对者。

1984年蓝星行动

1980s，印度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此起彼伏。为维护统一，英吉拉继续维持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央地矛盾愈演愈烈。

1984年，在锡克教徒占多数的旁遮普邦，锡克教徒主张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数次谈判未果后，英迪拉发动“蓝星行动”，下令印度陆军攻入锡克教圣城阿姆利泽，并占领圣地“金庙”，打死“卡利斯坦国运动”领袖，彻底镇压了锡克教的武装暴动。

蓝星行动的4个月之后，英迪拉在政府大厦被锡克教警卫枪杀身亡。

2、国大党两次分裂

1966年，资历尚浅的英迪拉被推选为总理，很显然，这是党内各派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支持英迪拉上台的“辛迪加派”和地方邦的国大党领袖分享了党内权力。上台伊始，英迪拉处处被元老派掣肘，在与德赛和辛迪加派的争斗中，她运用元老派间的矛盾，分而治之，逐渐掌握实权，但也造成了国大党的分裂。

英迪拉组阁时，德赛要求兼任内政部长并要求获得凌驾于其他内阁部长之上的权力，英迪拉联合辛迪加派坚决拒绝。

在1967年国大党年会上，辛迪加派成员尼贾林加帕当选党主席，他指定的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属右翼和辛迪加派，英迪拉提名的几位左翼候选人均被拒绝。

为摆脱辛迪加派与右翼的掣肘，英迪拉利用其总理职位绕过元老派，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政策。对此，党内强烈反弹，辛迪加派和右翼公开反对其政策。在斗争过程中，英迪拉不断积累政治资本，羽翼渐丰，与元老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双方互不妥协直至摊牌，国大党的分裂在所难免。

第一次分裂

1969年，英迪拉提出对大银行实行国有化，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赛公开抵制：“只要我是财政部长，这件事就不能实行；如果总理非要做，她就自己当财政部长吧。”

1969年5月，英迪拉兼任财长，解除了德赛财长的职务，德赛剩下的副总理职务也被架空，德赛被迫辞职，退出内阁。

同月，总统侯赛因去世，总统选举时，辛迪加派支持其成员桑吉瓦·雷吉为候选人，试图利用总统权力牵制英迪拉。而英迪拉则支持副总统吉里，最终吉里胜选。

1969年11月，辛迪加派和德赛利用其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的微弱优势，国大党主席尼贾林加帕宣布英迪拉被开除党籍，国大党议会党团重新选举领袖，英迪拉获得人民院的228个席位，而德赛仅有65个席位。国大党就此分裂为两派——以英迪拉为首的国大党执政派和以德赛为首的国大党组织派。

国大党第一次大分裂后，英迪拉不允许党内出现多中心。她在党内广泛培植亲信，用个人任命制取代以往的协商选举的传统，对于内阁成员的任命，她不同国大党议会党团协商，也不征求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党内民主荡然无存。

但英迪拉并没有彻底肃清的异己力量。在党的组织方面，各级临时委员会取代了从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县的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党务。

第二次分裂

1978年12月布拉曼朗达·雷吉宣布把她逐出国大党（执），英迪拉“立即毫不犹豫地准备脱离旧党成立新党”，另行组建国大党英迪拉派。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英迪拉越来越熟练地驾驭党内各派力量。国大党第二次分裂之后，英迪拉坚决肃清了党内的离心分子，党的办事机构的人事任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邦执行机构的组成人选等都要由她决定，实现了对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控制，巩固了党内唯一领袖的集权地位，为再度上台做好了准备。

3、拉吉夫带着同情分上台

英迪拉在位期间，继承了尼赫鲁做法，先后扶植两个儿子桑贾伊、拉吉夫，以延续国大党的“家天下”。

1991年，大选再次启动。拉吉夫前往泰米尔纳德邦参加大选集会时，遭遇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当场身亡。与其母亲类似，遇刺前，拉吉夫在任期内深度介入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分裂势力的冲突，与泰米尔人结下了血仇。

图：访问斯里兰卡时，拉吉夫曾挨过泰米尔族士兵一枪托

英迪拉时期，在组织上，“家天下”的国大党中央缺乏党内民主，各级领导人也并非由党内选举产生，起初是各派势力斗争与妥协之后的选择，后期则由英迪拉、拉吉夫的小圈子任命。英迪拉和拉吉夫为了维护党中央地位，常常粗暴干涉地方选举，大肆同地方邦实权领导人做政治交换。国大党纪律松弛，权力结构松散，逐渐沦为以选票交换、利益输送、家族政治为特色的政治联盟，意识形态感召力和组织能力被严重侵蚀。

四、索尼娅与拉胡尔时期

1、遗孀索尼娅被推上前台

拉吉夫遇刺以后，其遗孀索尼娅是个政治素人，儿子拉胡尔也少不更事，尼赫鲁-甘地家族短暂从国大党领导层中淡出。

图：索尼娅与拉胡尔

没有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人出任党主席，国大党群龙无首，难以处理党务和政务。1990s末，为复兴国大党，索尼娅被选成为国大党主席。

2004年大选，在索尼娅的带领下，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出乎意料的战胜了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但由于索尼娅的意大利裔身份，反对党煽动民间舆论强烈反对她担任总理，索尼娅只能将总理之位让给国大党元老曼莫汉·辛格。

2009年，国大党再次领导UPA赢得大选，组建联合政府，辛格继续出任总理。

辛格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历任外贸部、财政部顾问、印度储备银行行长、财政部长等经济管理部门职务。

2006年接受美国PBS记者采访时，辛格曾说：“我是一个被推上大椅子上面的小人物。无论我被指派了什么任务，我都应该去尽我的责任”。

这10年，索尼娅虽未能直接担任总理，但她利用国大党主席的身份指挥辛格。

2、提线木偶辛格的经济改革

拉吉夫遇刺身亡后，受益于同情效应，在1991年的大选中，国大党再次上台。

1990s，冷战结束，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上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欠发达国家的潮流。印度的“尼赫鲁式社会主义”也再难以为继，印度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市场化改革顺势启动。从1990s到现在，从拉奥、瓦杰帕伊、辛格到莫迪，连续四任总理都在不断推进经济改革。

1991年-1996年，拉奥政府逐步进行系统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操刀改革的是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总设计师”的财长辛格。算上财长的5年任期和2004-2014年的10年总理任期，辛格主导的经济改革前后长达15年。

就任财长后不久，辛格演讲时说：“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听清楚，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辛格大刀阔斧式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对私营经济活动限制，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出口；推进私有化，国企控制的行业只剩下核工业、军用航空、船舶和铁路运输；金融和财政体制、外贸与外资管理等也在改革清单之中。

从经济增速上看，改革确实带来了“清醒了”的印度，1990-1999年，GDP年均增长率5.9%，随后的10年更是高达7.7%，在全球经济体中，这一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

但是，辛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催生了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红利集中在官员、工商和中产阶级等群体，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有限，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在辛格的总理任期内，国大党组建的是多党联合执政的不稳定政府，仅大规模的内阁改组差不多有5次，执政联盟内博弈剧烈。改革的红利在第一个任期释放后，第二个任期刚开始就迎头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而能够助推经济再次腾飞的征地与劳工等要素改革迟迟未能推动。

此外，在辛格任内，英联邦运动会腐败案、电信腐败案等丑闻频发。在高达300亿美元的电信腐败案中，由于电信部长是印度经济强邦泰米尔纳德邦的政治领袖，是联合政府中的重要力量，所以始终未被追责，这严重损害了国大党和辛格的威信。

3、长在深宫的拉胡尔

在拉胡尔的成长经历中，14岁时，祖母英吉拉被刺。21岁时，父亲拉吉夫被刺。出于安全考虑，拉胡尔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公共领域，是位长在深宫里等着继承皇位的王子。

回顾国大党的百年历史，独立前，国大党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是英印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参政党。独立后，带有“革命合法性”的国大党成为一党独大的执政党。虽然1977-1979年短暂中断，但一党独大的主导地位整体上还是维持到了1989年。

国大党曾在成立大会上宣布，“核心使命是以民族团结的感情代替种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见的分裂因素，以促使整个印度民族得到进步发展。”

1957年，尼赫鲁这样阐述国大党：“它不是选出来的某一群人，而是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它不是脱离人民的东西。它属于你们所有人。”

但尼赫鲁逝世后，国大党也没有再举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内部选举，始终依靠尼赫鲁－甘地家族维系党内团结，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一直没有推举出非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人士。

国大党的组织体系逐渐板结化，为实现中央集权，英迪拉强化中央组织机构，弱化地方党组织。基层工作者难以在党内获得晋升机会，部分党员向其他政党投诚来获取政治发展空间，国大党的人才不断流失。

甘地时期奠定的党内民主被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家族政治搁置在一边，党内的权力制衡失效，党内无法弥合的分歧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很多分裂出去的实力派党员另组建的新党也多沿用国大党的名号，仅加上后缀或前缀，出现了前进国大党、草根国大党等，选民对国大党认知混乱，分散了选票。

此外，国大党政府自1990s开启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确实提振了经济，经济自由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给地方邦政府，但基层组织弱化、对地方邦管理混乱的国大党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执行力，出现了经济增速越高、印度中央政府的国家能力越弱的现象，薄弱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国大党无法在社会再分配保障公平与正义。

综上，国大党未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与初心使命渐行渐远，陷入了意识形态困境。相比印人党，国大党缺乏广泛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其感召力和向心力不断退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回答“究竟是谁的国大党，代表哪些人民？”这一政治命题。

左翼势力对国大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日益失望；而经济自由化后，财阀实力大增，民粹主义泛滥，右翼势力的基本盘不断壮大。国大党的社会基础被蚕食，再加上基层组织的涣散，国大党丧失了联系并吸纳新社会阶层的组织机制与渠道，逐渐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社会弱势群体、中产阶级和高种姓的支持，国大党出现塌方式衰落。

“国大党曾经声称代表国家，但现在不代表任何人，中产阶级和有抱负的阶级不能再与国大党产生共鸣，穆斯林、贱民和原住民现在也转而支持地方性政党。今天的国大党既不是穷人和下层阶级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政党。”

总之，在今天的印度民众心中，国大党代表僵化刻板的“家族政治”，印人党代表无限生机的“草根政治”。

2024年大选中，国大党领导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包含了26个政党，联盟看似声势浩大，但可能只是一盘散沙，联盟缺乏领导核心和明确的执政纲领，也缺乏足以抗衡印人党的意识形态叙事。在大选这场氪金大party开始前，印人党当局冻结了国大党的资金账户，联盟内的多名政要也或被调查或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