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边缘处崛起,为什么是印人党?
2024-05-29
横亘千年的外族入侵史,使印度形成了以印度教为主体、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
宗教民族主义是以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与运动。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于对抗穆斯林入侵时期,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兴起,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民族主义相互碰撞和摩擦。近年来,作为其中的多数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上,外族轮番入侵使得印度次大陆的政权频繁更迭,政权更迭往往带来政教关系的更替。有时,统治阶级出于稳定政局的考量,拉拢不同教派,如笈多王朝遵从佛教,莫卧儿王朝扶持过锡克教。当然,宗教势力也积极争取更多政治经济政策与资源以实现自身扩张。
但外来文明与本土原生文明仅能维持短暂的缓和局面。大多数时间,新生的中央政权为削弱地方政教割据势力,往往压制异教徒。由于穆斯林统治印度的时间总体较长,其对印度教教徒的宗教压迫相对突出。为反对压迫、争取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印度教教徒发动了数次反穆起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潮初步酝酿。
从18世纪起,南亚次大陆兴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1885年,国大党成立,成为此后领导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早期,以穆斯林领袖伊克巴尔、VHC领袖萨瓦尔卡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曾共同歌颂印度斯坦,呼吁民族团结。
为破坏国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英印政府从中作梗,利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矛盾,拉一次踩一,拉拢穆斯林而打击印度教徒,比如在孟加拉分治、教派选举制上明显偏向穆斯林,穆斯林与国大党的关系渐渐恶化,两者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建国方案的分歧加剧。
于是,世俗的印度民族主义逐渐衍生出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两个伴生的宗教民族主义。伊克巴尔和萨瓦尔卡的观点走向对立,先后抛出了“两个民族论”,与之对应,伊斯兰教的穆盟成立,印度教的相关组织也相继出现。
时而久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潮逐渐意识形态化,形成清晰的指导思想、纲领和目标。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来说,所谓的宗教民族主义就是将民族主义与教派主义相结合,在民族主义上,要求英国撤出印度,实现印度独立;在教派主义上,为印度教徒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核心诉求是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1880s,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重新阐释了家喻户晓的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重点宣传书中克里希那大神为真理和正义舍身忘我进行斗争的精神。民族主义的领袖们将印度教信仰与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展开启蒙宣传,以朴素的印度教宗教情感唤醒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动员并凝聚广大印度教教徒参加民族独立运动。
随后,提拉克又发起了1893年庆祝象头神节与1895年纪念印度教民族英雄西瓦吉的活动。这两个活动皆有一定的反穆色彩,象头神是印度教的神灵,西瓦吉的英雄事迹正是带领人民反对穆斯林入侵。
1915年,“印度教大斋会”VHC成立,这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现代组织,宗旨是成立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印度教大联盟,推广印地语,推动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新皈依印度教,最终建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
一战期间,在英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英印军队投入了大规模兵力,印度穆斯林对印军对抗土耳其穆斯林耿耿于怀。一战后,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发起了带有暴力色彩的哈里发运动,印度教徒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
此后到印度独立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组织纷纷成立,其活动的排他性也不断增强,反穆色彩日益浓厚。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隔阂越来越深,相关的宗教利益集团发展壮大,为日后的印巴分治奠定了基础。
独立运动时期,尽管甘地、尼赫鲁或多或少的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但整体上仍奉行温和的、世俗的印度民族主义,国大党内部的右翼势力也并未成为主流。这一时期,国大党主张团结不同民族、种姓、宗教的印度人,共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以最终建立独立、繁荣富强的印度为目标。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反对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尼赫鲁呼吁“决不能让印度牺牲在宗教偏执者的血腥祭坛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等各类教派主义思潮因被压制而走向沉寂,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整体保持了和平共处状态。
1970s以来,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印巴也因印度肢解巴基斯坦而长期敌对,印度国内的分离主义声势也不断壮大,英迪拉放松了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管制。
1970s后期,国大党丢掉了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其奉行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治理模式和政治理念逐渐淡化。作为印度的“多数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趁机抬头,迅速填补了国大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
1990s,RSS、VHP、印人党等发动“重建印度教罗摩神庙”运动,1992年,团家族更是煽动教徒摧毁了北方邦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团家族借“庙寺之争”不断坐大。
“印度教特性”教派色彩浓厚,政治性鲜明,其思想核心是将印度教教徒和基督徒、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信仰者进行“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划分。
萨瓦尔卡认为,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基督徒等有着不同宗教、种族、历史和文化,是两个民族,他将穆斯林和基督徒视为“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另一类人”,将他们排斥在印度国家之外:
“尽管印度斯坦也是他们的祖国,但却不是他们的圣地,他们的圣地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他们的神话、英雄等都不是源于这片土地”。
“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的时候,印度教徒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
戈尔瓦尔卡也在《我们或我们的民族性界定》一书中写道,
”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并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对这个国家并不忠诚,不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对印度教徒生活方式抱有敌意。在印度的每个穆斯林聚居区都是一个小“巴基斯坦”。”
其《思想集成》一书中更明确表示:
“国家的危险来自三种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共产主义者。”
总体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教徒具备特殊品质,且在地理人,把印度河到大海之间历史地理范畴的土地作为祖国;宗教上,将这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宗教发源圣地。
具体而言,遵循吠陀-法论-往世书传统的印度教徒是正统派;耆那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林伽派、雅利安社等作为非正统派,但它们发源于印度本土,是可以进行民族统一战线的部分;而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忠诚则是次一级的,被视为民族与国家的内部异己,有待认证,他们只有把印度当作宗教圣地,才能算印度教徒。
这种思想本质上是用地域、血统和宗教三个核心元素来区分印度公民并界定“印度教民族”,所谓的“印度教国家”则是从世俗民族主义的“印度人”的国家,转向“印度教徒”国家。
4、国族再造
由于传统的印度教是多神教,多元、松散,入教和叛教的概念模糊,缺乏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必须执行的明确行为规范,因此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另外,传统的印度教主张出世、倡导冥想与苦行僧式的清修,不具有暴力的理论基础。历史上,未能有效动员与整合印度教教徒抵抗穆斯林和英国殖民者的入侵。
基于此,在当代印度政治实践中,通过文化重构印度教、推行“印度教特性”成了RSS团家族组织集团一贯的行动路线。它们寄希望于将多元、松散的印度教改造成拥有共同宗教信条、统一和有组织的信仰,进而强化印度教徒的共同身份认同,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尤其是“伊斯兰恐惧症”,广泛团结凝聚所有印度教徒的力量,共同服务“印度母亲”。
在印度社会中,印度教民众是主体,是团家族依托或寄生的“印度的多数主义”。团家族淡化种姓、民族、阶层差异,团结印度教徒作为一个整体,组成覆盖印度社会最大公约数的选民联盟,以迎战国内搞身份政治(种姓、阶级、宗教、种族、性别等)的政党和社会组织,为印人党的选举政治服务以实现长期连续执政。
在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时期,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潮高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教派冲突日益尖锐。与新成立的穆斯林组织相对应,一批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组织也纷纷建立:
1910年,印度教大斋会(VHC)
1925年,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1951年,印度人民同盟(BJS)
1964年,世界印度教大会(VHP)
1980年,印度人民党(BJP )
......
这也成为了印人党的纲领。
RSS管理严格,强调纪律,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要求信徒具有铁的纪律,绝对服从领袖意志。各级领导也必须关心体贴自己的成员,帮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所有成员必须统一着装:身穿白色上衣和经典卡其色短裤(2016年改为棕色长裤),头戴黑色小帽。
RSS成员每天早上都要举行名为“沙卡”的基层集会。成员们唱圣歌,向团旗敬礼,组织军事训练,开展主题讨论,做瑜伽……
RSS强调“只贡献,不索取”、“为了国家的繁荣不惜牺牲一切”、“为他人而非为自己生活”等价值观。
2023年,RSS 领袖Bhagwat 接受RSS喉舌英文媒体《组织者》采访时称:
“尽管RSS在野时的艰苦岁月已成过往,但置身当前顺境其仍面临挑战,因为人们对RSS已有更多期望,其也需出面澄清重大问题,且需避免在丰富的资源中迷失自我。因此RSS必须坚守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扎实推进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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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沙卡队列
RSS建立了严密的科层制,从上到下,RSS等级制度森严。
居于组织架构金字塔顶端的是其团首,团首是整个组织的精神领袖,享有崇高威望。RSS章程中写到“团首是RSS的导师和哲学家”。自第二任团首戈尔瓦尔卡开始,由总书记和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常务工作,团首不再承担最高行政领导的职务。
团首之下的中央组织机构由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工作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宣教士组成。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工作委员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总书记是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中央执行首脑,中央宣教士由若干人组成,地位仅次于总书记,。
实际运行中,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总书记行使RSS组织的中央行政权,中央宣教士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一级的组织建设和宣教、监督工作,全国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有名无实。
图:RSS组织架构
RSS各级机构的专职人员和基层教师从内部遴选,岗位不对社会开放。
RSS各级配备的宣教士和基层的沙卡首席教师类似于政委制度,主抓意识形态工作和上传下达,与支部书记或小组长构成双首长制。
除中央书记处以外,其他各级书记都不是专职人员,由当地有威望的人士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各级专职的宣教士们。每个新的沙卡都由上级组织委派的宣教士负责组建。
宣教士队伍作为支撑组织的钢筋铁骨,RSS对其遴选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即便通过选拔也需要经过两个试用期才能转正。宣教士一般是大学毕业生,少年时即参加RSS活动,终身不婚,素食,过着印度苦行僧式的生活。全职为RSS服务,不领报酬,组织仅为其提供差旅费和生活费。
RSS对各级宣教士实行垂直管理,RSS中央书记处有最终的任免调动权,部分宣教士会被调往团家族的其他组织,但仍需对所属的RSS上级领导负责。RSS通过全印和邦的宣教士会议,及时交流组织情况并部署工作,保证有效宣贯意识形态,实现对组织的统一控制。
3、久久为功的社会整合大工程
回顾印人党40多载创业路,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首要政治代言人,印人党与团家族相互成就,各取所需:印人党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潮,凭借RSS团家族网格化的基层组织与动员能力,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将印人党推向了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大有长期连续执政的势头。
掌权后的印人党在中央和地方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成为印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印度人民党(BJP)成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BJS),是RSS下属的政治派别,RSS时任领导人允许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BJS,支持者为印度教徒、城镇中产阶级和中小商人。
BJS早期主张武力统一印度和巴基斯坦,反对废除地主所有制;提倡复古,遵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法制的原则,依据印度教文化重建印度,建立强大的统一的印度教国家。
早期,由于尼赫鲁等国大党建国精英集团的崇高威望,国大党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社会感召力,而BJS的早期主张充满激进的教派主义色彩在当时的印度没有市场,BJS只得策略性地潜藏其激进的主张,在国大党右翼色彩的内政部长帕特尔的斡旋与护佑下,和RSS团家族一起在国大党统治薄弱的领域发展。
于是,BJS后来改弦更张,淡化宗教色彩,主张革命变革,废除地主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兼顾地主农民利益,表示印度教和穆斯林是兄弟。
1967年,BJS成为第二大党,到1970s,人民同盟成员已有250余万。在印度北部的印地语核心地区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这里至今仍是印人党BJP的核心基本盘)
1977年,在瓦杰帕伊领导下,与多个政党组成人民党联盟,赢得1977年的人民院大选并组阁。人民党联盟由BJS、国大党(组织派)、国大党(少壮派)、印度民众党、社会党组成。
1979人民党联盟的领导人试图淡化其宗教色彩,禁止人民同盟官员加入RSS,人民党联盟分裂。
1980年4月,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与乔希领导党员从原人民党联盟分裂,在孟买组建了新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BJP)。
民主、世俗路线的失利 1980年印人党刚成立时,温和派领导人瓦杰帕伊试图淡化其前身BJS教派主义色彩过浓的形象,主张民族主义、民主、非教派主义和甘地式社会主义等现代政治理念,宣扬把促进少数派和落后阶层的利益放在首位。但在1984年选举中,印人党只获得人民院的2个席位,创下了其前身BJS自成立以来的最差成绩。
重拾教派主义路线 1984年惨败之后,印人党高层迅速抛弃非教派主义、社会主义原则,迎合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思潮,整体转向教派主义。BJP抨击国大党的世俗政策,宣扬印度的民族认同、文化、意识形态与印度教不可分割,主张复兴印度教。同时,与RSS、VHP等团家族的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反穆活动,鼓吹教派主义,以争取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支持。
1980s中期以后,印人党积极支持VHP发起的“重建罗摩庙运动”,迅速扩大了在印度教徒中的影响力,在此后“庙寺之争”相关活动与印穆冲突中壮大政治声望,不断把印度教徒的虔诚和苦行转化为政治认同中的忠诚与狂热,逐步崛起。
现在,印人党主张基本复制了RSS的纲领目标,不再赘述。
1984年,印人党第一次参加人民院大选,共获得2个席位。
从1996年大选至2004年5月大选失败,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政党。
1996年,由于联盟的分裂,无法组成多数席位联盟,仅执政13天。
1999年-2004年,成为印度独立后首个完成任期的非国大党政府。
2014年,印人党赢多半数席位,创造了1984年以来由单一政党赢得的最大胜利,取得打破国大党“世袭政治”的历史性的胜利。
2019年,印人党取得303个席位,实现连续执政。
正在进行的2024年大选,莫迪给其执政联盟NDA定下了400个席位的目标,而印人党则要夺下至少370个席位。
在独立后的前30年,国大党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印度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社会逐渐失序,力不从心的英迪拉于1975年实行了紧急状态,引发了印度社会更激烈的反弹,随后的1977年大选中,国大党首次被赶下台。
从1991-1996年,国大党拉奥政府的财长辛格开始操刀经济自由化改革,他又于2004年出任总理,将改革延续到2014年。自由化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国大党内部严重腐败,改革的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自肥。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底层人民生活艰难,并未共享经济改革红利,原有社会平衡被打破,国大党步步败退。
而印人党积极填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真空。印人党最初以城市高种姓教徒和中产阶级为主,此后转向逐渐吸纳中低种姓选民的支持,这是印人党崛起的重要法宝。
1990s,印人党政府成立的曼达尔委员会宣布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种姓群体”增加政治代表权。印人党内部也安排多个下层种姓党员担任党内重要职位,成功吸引了下层种姓的支持,印度国内政治格局开始产生历史性改变。
印人党采取“社会工程”的创新政治策略,争取被国大党等忽视的底层民众,即“其他落后阶层”(OBCs)、“表列种姓”(SCs)和“表列部落”(STs) ,印人党在这三类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从1996年的19%、14%、21%,上升到2019年对应的44%、34%、44%。
印人党在野与执政期间多次介入女性议题,尤其有意提高穆斯林女性地位。今年第75个共和国日的阅兵仪式中也突出强调了女性力量,尽管有解放女性权利的现代性一面,但争取女性选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今年,莫迪在竞选宣言中称印国内目前有四大“弱势群体”:穷人、青年、妇女、农民,强调他们是印度崛起的“四大支柱”。弱势群体”覆盖了约90%的印度人口,刻意突出阶级、淡化传统种姓政治的高低之分,意在统合种姓和阶级叙事,扫除种姓政治对印人党“大一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严重阻碍。
印人党的政治战略不断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转型,广泛吸纳新的社会阶层,贯彻政党的群众路线,扩大了如农村、新女性等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涵盖各个阶层的新社会联盟统合了印度社会,印人党得到了广泛支持。
印人党群众路线的成功依托于印人党乃至整个RSS网格化的基层组织能力,印人党的基层组织与“列宁党组织术”类似。
意识形态上,与意识形态模糊的国大党不同,印人党跳出种姓、民族、阶层的局限,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作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推动国族认同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叙事统合各方。
统一战线上,印人党及整个团家族与印度人民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与时俱进地将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其政治系统,在社会覆盖面和动员能力上,其他政党难以匹敌,统一战线成为印人党的政治法宝。
科层制上,印度的其他党派构建了利益联盟,组织形态松散,印人党的组织架构与RSS类似,从核心领袖、中央领导机构、地方协调机构、基层组织形成了完整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形态与结构。
干部队伍上,印度的很多政党依赖于地方强人和家族政治,而印人党则建立了一支多为RSS出身的专职干部队伍,他们久经考验。早年就长期接受RSS训练,多为理想信念坚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意识形态的感召下,以印度教苦行僧式的方式积极奉献,极强的执行力构成了组织的钢筋铁骨。
值得一提的是,出身RSS宣传干事、担任过印人党新闻发言人的莫迪及其治下的印人党深谙信息时代的流量密码,对多媒体平台和选题的驾轻就熟,依靠媒体资源为自身造势。2019年大选中,印人党设置了40万个“社交媒体协调员”,实现全国投票站的全覆盖,确保将“政府信息”传达给每一个人。在舆情管控和社会面治理上,印人党的表现也可圈可点,这一点在废除宪法370条款、重建罗摩庙判决等重大事件上都有迹可循。
此前,印度政治长期深陷联邦碎片化、邦割据化、地方封建化的泥潭,而印人党更高效、有力的政党组织形式改善了这一政治运行现状,印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使中央集权成为可能,重塑了印度中央政府的国家能力。也正是基于此,莫迪才得以连续推动废钞令、商品与服务税改革统一税制等,干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深层次难题得到解决。
“人民同盟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私生子”。
——尼赫鲁
首先,印人党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瓦杰帕伊于2018年去世,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乔希统治时代终结,而阿米特·沙阿对莫迪忠心相助,印人党进入莫迪-沙阿时代。
最后,与其说现任RSS团首巴格瓦特缺乏统筹管理“团家族”的能力,未能坚持“团党协同决策”和“集体领导”原则,将RSS的领导权拱手相让,不如说在印人党多年执政掌握了国家机器和相应的政治经济资源后,RSS团家族领导权转移给印人党是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2014年以来,印人党对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的掌控力空前提升,推动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印人党试图利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至上”的民粹主义执政手段推动民族整合、国族认同再造,进一步实现中央集权。
2019年5月,印人党赢得大选,第二个任期刚一开启,莫迪就带领执政的印人党政府紧锣密鼓地推进一系列重大、敏感的议题,密集出台带有浓厚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政策。
三件大事
多年来,RSS团家族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制定了三大传统目标:废除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重建罗摩庙、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法典。这也是印人党2014、2019年的核心竞选承诺。目前,印人党孜孜以求的三大传统政纲已兑现两个,剩下的统一民法典已在推进之中。
废除宪法370条款
2019年8月,印度议会通过废除宪法370条款,取消原条款赋予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将印度宪法所有条目均适用于该地区。
同时,《查谟和克什米尔重组法案2019》也同步通过,(该法案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法案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谟与克什米尔邦”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仅前者拥有地方立法机构。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为印度少有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级行政单位,宪法370条款赋予了其“国中之国”的自治地位。实际上,一直以来,印控克区的自治权利遭到不断压缩,370条款的大多数方面仅具有象征意义,是代表山谷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最后残余”,但废除370条款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370条款废除后,莫迪声称“印人党履行了2019年选举承诺,在执政70天就解决了印度建国70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合议庭做出判决,认定北方邦的阿约提亚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出生地,将巴布里清真寺原址交给政府信托基金,用于“重建”罗摩庙,并另外拨地2公顷修建一座清真寺。延宕数十年的庙寺之争就此划下句号,判决也赋予了新建神庙的“国有”属性。
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将罗摩描绘为符合印度教传统价值观的“完美统治者”,大神历经苦难,战胜了诸多邪恶,开创了印度的罗摩盛世。阿约提亚被视作罗摩大神的诞生地。
莫卧儿帝国开国皇帝巴布尔在1528年拆毁阿约提亚原有的印度教罗摩庙后,修建了巴布里清真寺。从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着巴布里清真寺展开了近500年的争斗。
1980s以来,处于边缘的印人党开始发动“重建罗摩庙运动”,围绕“庙寺之争”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冲突。
1984年,印人党主席阿德瓦尼组织成立“解放罗摩诞生地委员会”。
1990年,阿德瓦尼组织数十万人的“战车游行”来宣传“重建”罗摩庙,煽动印度教徒。
1992年12月6日,阿德瓦尼与时任副主席的乔希,以及时任当地RSS首脑、现任印人党副主席巴蒂率约10万人持械冲破军警封锁,一举徒手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
这引发了全印持续数年的教派冲突,教派仇杀导致数千人死亡。为避免进一步宗教冲突,印度当局长期关闭此地,禁止进入。此后,历届政府均不愿触碰此事,搁置争议,低调处理。
2002年在关于罗摩庙的印穆流血冲突中,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引用牛顿第三定律,“每个作用力总有一个与之大小相等方向反作用力”,煽动教派冲突,默许军警不要干预,因“纵容印度教徒施暴”,莫迪一度被美国禁止入境。
2014年莫迪为扩大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加紧推动“重建罗摩庙运动”。2019年连任后,印人党政府紧锣密鼓地推进重建罗摩庙。
2020年8月,莫迪不顾新冠疫情,亲自为罗摩庙举行奠基仪式。
莫迪表示:“是神灵选择了我,让我在神庙的祝圣仪式上代表全体印度人民。”
历经3年半的建设后,神庙首期工程——安放罗摩孩童形象的主殿终于在2024年大选前夕完工。
莫迪号召全体国民共同庆祝,印人党和团家族试图在印国内掀起印度教热潮。印人党要求各邦级党组织“报销信徒参观费用”,还为参观者提供包车服务。RSS、VHP成立多个附属组织深入印农村地区开展宣传。某种程度上,神庙的落成典礼像是2024年大选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为凸显敬意,莫迪提前11天举行净身、斋戒、敬牛等各类准备仪式。2024年1月23日,他在罗摩庙的揭幕仪式上说:“我主罗摩自此无需临时帐篷遮蔽,而是被永久地安放于神圣的庙堂之中。”莫迪与民众高呼“我主罗摩万岁”。
罗摩神庙曾被穆斯林拆过,可用来宣扬“多数主义”的印度教徒是少数族群和世俗主义者的受害者,重建神庙成为重建正义的过程,而强调“重建正义者”的身份,正是民粹主义者的政治策略。
今天,“庙寺之争”在许多邦仍悬而未决,对印人党来说,神庙是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激进的印度教右翼势力声称“如果把清真寺推倒,就会发现每座清真寺下面都有一座印度教神庙。”
《统一的民法典》
尽管印度《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应尽力确保为公民制定适用于全印的统一民法典。”
但是印度目前仍没有适用全体国民的法典,而是以穆斯林属人法、印度教法及部分世俗法典等单行法规来管辖。例如,现实生活中,穆斯林的“三个塔拉克”(男子喊三遍“塔拉克”以离婚)等习俗仍广泛存在。
目前,印人党控制的北阿坎德邦议会已经通过《统一民法典法案》,联邦层面也在酝酿,在一些方面已有所突破。
印人党执政期间多次介入与穆斯林妇女有关的议题,2019年通过的《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护)法案》废除了三声离婚法。印人党试图借助妇女力量的崛起,进一步削弱穆斯林属人法在印度法律体系中的影响,推动制定统一民法典。
值得关注的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和社会议程中,执政数年的印人党对社会治理与舆情管控越来越驾轻就熟。
在废除370条款落地前夕,印人党政府秘密完成了调遣部队、各部门协调和外交宣传准备,在废宪决定的前一天,印控克区电话、网络等被全面切断,实行全面宵禁,超过400名山谷区政治人物被软禁,最大限度抑制了发生动乱的可能性。
而在重建罗摩神庙的几个关键节点,对有过宗教暴动或民族起义历史的城市,印人党采取如出一辙的军警管制、舆论管控等手段,2019年11月9日,判决当天,发表于Facebook、Twitter和You tube的4000多条信息被删除。在全国范围内,警方以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为由,逮捕90多名嫌疑人。独立媒体和人权组织遭到查封,记者和人权活动家遭逮捕和监禁。
“今天的印度要摆脱奴役心态,大踏步向前。”
——莫迪
莫迪奉行印度教至上,不断强调印度需要摒弃“殖民思维”,曾说要摆脱1200年的被奴役历史。在莫迪的领导下,印人党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消除殖民主义痕迹的议程,意在重塑印度历史叙事实现国族认同再造。
去殖民化体现在实体和理念上,印人党推动修改国名、地名、军旗和建筑,通过更名来消除“殖民遗产”“收复失地”。去除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词汇,推广印地语。在修改教材上,突出印度化、民族化和精神化”,加强道德、精神教育和古代文化传统梵语的学习,删除有损印度教形象和美化穆斯林统治的论述。在制度上,修订印度独立前的法律。
印度建国后地名的更改以去英国殖民色彩为主,而印人党的更名活动还包括了抹去历史上与穆斯林统治有关的痕迹,在全国范围内,将很多带有伊斯兰寓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地名改为象征“印度教徒民族”黄金时代的的梵语新地名。
印度国名India也是更名的对象,拟改为Bharat 婆罗多,India由英国殖民者在波斯语和希腊语基础上修改而来,而Bharat 则来源于印度教宗教经典的梵语和印地语词汇。有意思的是,2024年大选中主要反对党联盟——以国大党为首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英文名正是INDIA。
此外,印人党还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认可的历史人物修建巨型造像,打造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万神殿”。如为反穆英雄西瓦吉、教派主义色彩的首位内政部长帕特尔建造雕像。在为帕特尔塑造雕塑前,莫迪发动民众为这位被誉为“印度铁人”的已故内政部长献铁,掀起了较强的舆论攻势,这也正是RSS宣传干事出身的莫迪所擅长的。
由于穆斯林对印度上千年的殖民史,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印人党的反穆倾向无处潜藏,出台的政策不可避免的涉及并影响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利益。另外,印人党也默许团家族推动穆斯林改宗印度教、护牛运动、禁止在清真寺使用扩音器、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禁止实行清真等反穆运动。
停止资助穆斯林宗教学校
教育领域也是印人党反穆政策的典型之一,印人党已逐步叫停国大党政府2009年启动的“宗教学校高质量教育计划”,停止资助穆斯林宗教学校,直至2022年3月完全终止该计划。2023年4月,北方邦政府开始削减宗教学校教师工资,直至完全停止支付,印东北阿萨姆邦也正将数百所宗教学校转化为传统学校。
然而,印人党的反穆政策的边界、力度与节奏受制于其内政与外交的考量。
内政上,穆斯林人口占比14%,约两亿人,印人党无法使人口规模庞大的印度穆斯林全体迁移或改宗印度教。
外交上,印度在海湾国家有广泛的利益。2020-2021年,印度超过84%的石油产品需求来自进口,60%的进口量来自波斯湾沿岸国家。印度每年近 90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中,65% 来自在海湾国家工作的百万名印度籍劳工。2021-2022 年,印度就与七个海湾国家的贸易额达到 1890 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值的 18.3%。
印度也提出了与南亚、东南亚、中亚的互联互通构想,如早期的“季风计划”、“香料之路”,以及现在升级版的“邻国第一、东进东南亚、西联中亚”的战略。
作为执政党而非宗教组织,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也兼顾印度对海湾国家的外交需要,印人党并未无节制激化印穆冲突,其反穆政策有张有驰,在策略与底线上保持了弹性,时而调和印穆矛盾,时而对穆斯林分而治之。
印人党在推动反穆色彩的政策时,切割对部分特定人群政治经济利益的打压,也避开了对宗教本身的攻击,避免对全体穆斯林的无差别攻击。相对全国,最好只涉及部分地区穆斯林的利益;相对全球,最好只涉及印度穆斯林的利益。
RSS也建立了其穆斯林分支——穆斯林国民大会。RSS团首帕格瓦特表示“4000年来,印度人民具有相同的DNA,要求穆斯林离开印度的人不能称之为印度教徒”。
更长期的视角下,印人党以去殖民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族再造”的政治议程与叙事,重新构建舆论乃至历史观,借助印度教整合主体国民的“大身份”,促进印度教身份认同来实现国族与社会整合,提升民族凝聚力,最终改善国家治理能力,以推进印度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眼下,值得关注的是,印人党能否在今年的大选中赢得莫迪既定目标——超过400个席位,以达到人民院绝对多数。若达到这一目标,印人党在议会的任何议案(包括修改宪法中的特殊条款)将畅通无阻,那么“一国一选”、“重新分配每个邦的议会席位”等政治改革将会是最大看点,以此实现中央集权的印人党将有可能实现长期执政,将政治经济改革向前推进。
当前,印人党治下的印度GDP已超越曾经的宗主国英国,跃居全球第五位,其国民的自豪感可想而知。莫迪的口号“Sabka saath Sabka vikas ”( together with all, development for all)响彻印度。发展紧紧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口号的前一半是国族认同再造、社会结构整合、政治转型,而后一半则是经济改革、发展与共享。
诚然,尽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但上层建筑从不会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莫迪的“新印度”和2047的建国百年目标靠敲锣打鼓是无法实现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由之路,唯有推动经济增长以实现赎买与分发的增量经济红利,才能进一步推动国族再造、社会整合、政治转型与经济改革发展的飞轮滚滚向前。
宏观的看,狂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的印人党、财阀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了印度特色的发展主义,而关于财阀资本主义,关于印度经济发展,关于南亚次大陆十几亿人的工业化,我们择机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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