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共识逐渐凝聚 1976-1992
1976年，中国进入改革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危机倒逼改革，与时俱进也是顺势而为
前30年的工业化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线，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1974年之后财政连续几年负增长，财政日益困难。
到1976年底，在农村，两亿左右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城市，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待业。
为应对危机，为缓解就业压力，改革初期适当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增加计划经济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初几年，把改革重点放在农村，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加快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个体经济、城镇集体经济、三资企业适当发展。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经济遍地开花。在城市，放权让利，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
1978年上半年开始，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出境考察。这一年，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先后率考察团出访51个国家，中央各部委员和各省市也派出了几十个考察团。这些考察团形成书面考察报告，并在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其中，邓小平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8个国家，访问美、日的时间分别长达9天、10天。
在出访中，决策层中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在二战后形成的“东亚模式”赞赏有加。在这一模式下，强势政府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发挥一定作用，政府运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引导产业发展与企业决策。
由于目睹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高层普遍产生了改革体制、发展经济的强烈紧迫感。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当然，全会的公报直接涉及改革措施的内容并不多，着重指向解除思想桎梏。此后，中国在沉重的计划经济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启动改革。
体制外改革，徐徐图之
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先例和现成的理论。改革初期，尽管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要改，对于究竟怎么改以及改革的最终目标，没有具体的认识，所以并没有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和系统的顶层设计。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决策者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而是创造式的采取价格双轨制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的过渡方式。区别于苏联、东欧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走了计划+市场、从增量改革到全面改革的转轨之路。在改革次序上，先经济而后政治，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确保了社会稳定。相较于全盘改革，渐进式改革或许不是一个理想的改革模式，其遗留的一些问题后续处理代价巨大，甚至影响了大众对改革的观感与评价。但渐进式改革可以分散风险，减小阻力，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干部、民众可以不断学习和适应，当改革不断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干部队伍观念也会随之转变。当时的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改革也并非是纯粹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上下互动的模式。赋予地方极大自主权，鼓励地方和机构的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先局部试点后全面推广。所以，整个1980年代，很多改革故事发生在地方和基层，许多情况下，实践和既定事实推动着观念和政策的突破。总体上，80年代的改革在体制外先行，在体制控制最薄弱的边缘领域或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引入市场，有鲜明的试探和摸索性质。在国有部门的改革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农村、外资、民营企业的改革率先启动，一批沿海经济特区先后建立。在徘徊中前进，探索经济改革目标
在早期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大致路线分为三种：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又称“鸟笼经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最后，在整个1980年代，决策层创造性地采用了计划+转轨的经济体制。1979、1980年，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通胀形势严峻。中央实施经济紧缩政策，陈云提出“重调整，缓改革”，改革服从调整。在经济改革的争论中，“计划取向”占据上风，“市场取向”遭到批评。很明显，决策者的改革思路仍框定在“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计划经济活力”，又称鸟笼理论。1982年,十二大的报告将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出现。事实上，早在1980年，薛暮桥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意见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主张，这超越了放权让利的界限，彼时并未在决策层形成共识。1987年，十三大做出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方位的判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明确了“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11条中增加了承认私营经济的内容，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的地位。同年，决策层决定推动价格和工资改革“闯关”，以实现价格形成市场化。但当时供给短缺，通胀已十分严重，宣布价格闯关之后，通胀预期迅速形成，全国普遍发生挤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波。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同比提高26.7%，8月的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38.6%。同时，价格双轨制下官倒现象严重，高企的通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一年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外部思潮的涌动加上价格闯关的失败，一场风波呼啸而至,席卷全国。风波之后，有思潮将其归因为改革开放，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产生资本主义，必然会埋葬社会主义制度。当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步整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回归到“十二大”后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上来。之后，私营企业迎来整顿，改革回潮。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保守力量对改革产生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他们认为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需要防范“和平演变”的威胁。这一时期，始于1978年的扶持体制外经济、放权让利改革的空间已经用完，改革来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容易改的改完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势必触及私有产权及原有利益格局。高层关于”姓社还是姓资”、”中国向哪里去”、“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改革方向的争论愈演愈烈。许多在初期支持改革的也转向保守，质疑改革。在决策层召开的座谈会上，反对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一时间，改革失去了方向与推力。2、整体推进经济改革 1992-2002
尽管表面上看，改革在90年代初遇阻，但80年代以来1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意识形态、技术和制度框架的基础。改革已经为自身开辟了道路，由边缘地带开始的增量改革逐步向核心推进，不断成长并冲击老旧的部分。1992年初，在改革徘徊不前的关口，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三个有利于“、”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表述登高一呼，重新凝聚了改革共识。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突破了市场化的门槛，经济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怎么建立市场经济具体化，提出建立以间接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国企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等等，基本奠定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1978-1980年，为应对财政连年赤字，国企改革也做了一些探索。试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提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物资等领域也做了一定调整，但国企改革整体上没有取得突破。到90年代初，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放权让利的红利和空间都走到了尽头，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情况严重，来自市场的竞争加剧，加上市场疲软，国有部门亏损面扩大。尽管触动了传统经济体制根基，为了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国企改革不得不进行。1994年前后，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逐步铺开，开启了“国退民进”的进程。通过关停并转，国有企业沉没资产的制度性成本得以降低，职工下岗也剥离了国企办社会的功能。除国企改革外，在这一时期，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在温和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先前难以推进的价格闯关悄无声息地完成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制度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市场建立，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21世纪初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甩掉历史包袱后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A、H股IPO上市，现代金融体系也初步搭建完成。3、以开放促改革
在国内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也逐步展开，以开放促改革，贯穿于改开时代的全过程。
早在1970年代初，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开始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东南亚和美国，与之形成事实的经济同盟。1978年，中日缔约。1979年，中美建交。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表示，他此次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之后，中日企业界之间互相学习和交往开始增加，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向中国提供条件优厚的长期贷款，中日合资办企业。
东南亚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早期改革开放最关键的资本和技术来自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商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学习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工业化经验，到东南亚宣示停止“输出革命”，改善关系，吸引华侨来投资。
1979年中央下发50号文件，同意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主要吸引港商和东南亚华侨的投资。
80年代之后，美苏冷战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984年4月，中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为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了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制度、规则和管理经验。从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市场经济的试验区开始，实施梯度开放战略，逐步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腹地”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受到重创，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外需与内需压力并存。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进一步放开外贸政策。1999年开始，所有私营企业都可以自行向外出口。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加速融入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先后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循环。总体上，与80年代相比，在80年代积蓄的改革势能基础上，90年代的改革程度更深刻，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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